暗藏杀机(64)_阿加莎·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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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我无法形容那个眼色有多么可怕，它几乎把我吓呆了。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到走廊上去。我站起来，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许他们发现了什么——这我不知道——就听见范德迈耶太大突然说了一声‘就现在’，接着她迅速用什么东西蒙住我的嘴和鼻子，我使劲挣扎也喊不出声音来。与此同时，我感到脑后遭到了重重的一击……” 　　简额栗着说不出话来，詹姆斯轻声安慰着，说了一些同情话。过了几分钟。简又接着说：“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恢复了知觉。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很脏的床上，感到非常虚弱。周围有一层帘子，隔着帘子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是范德迈耶太大的声音。我尽力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但开始时听不大清楚。后来，在听清楚后我真伯极了，我真惊讶当时竞没有喊出来。　　“他们没有找到文件，发现油布包里全是白纸，气得他们像发疯一样。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偷梁换柱，或许以为丹弗斯带的是假文件，真的文件已由另一条线送走了，他们说”，说到这儿，简闭上了眼睛，“要对我用刑才能知道文件的下落。”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什么叫不寒而栗。当时我真是吓怕了。他们来我床前看过一次，我闭上眼睛，假装仍处于昏迷之中，但我担心他们会听到我心脏砰砰的跳动声。　　幸好他们没呆多久就走开了，我开始苦苦思索该怎么办。我知道，如果用刑我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突然我想起可以装作丧失了记忆，这个想法以前就让我非常感兴趣，我还读过有关丧失记忆的精彩情节。要是我能成功地扮演这个角色，或许我就有救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后，长长地出了口气，似乎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睁开眼睛，用法语在那儿喃喃自语——就像小孩呀呀学语一样。　　“范德迈耶太太走了过来，她一脸的邪恶，使我怕得要命，但我还是面带疑惑地对她微笑着，并用法语问她我这是在哪儿。　　“看得出，我这一招迷惑了她。她把刚才和她谈话的那个人叫了过来，那个人站在帘于边，看不清楚他躲藏在暗处的脸。他用法语跟我说话，声音平静而普通，但不知为什么总叫我感到害怕。我继续着我的表演，问他我在哪里，告诉他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尽量显得如此而感到痛苦。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记不起来了。　　“突然他抓住了我的手腕，使劲地拧，那痛苦真是苦不堪言。我尖叫了起来，但他仍不放手，还一个劲地继续拧。我发出一阵阵的尖叫，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忘了用法语来尖叫。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幸运的是，我晕了过去。我听到那男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像装的，像她这种年龄的孩子装不成这样。’我想，他一定忘了美国女孩与英国女孩相比要早熟得多，并且对科学技术更加有兴趣。　　“等我苏醒过来时，范德迈耶太太对我的态度格外亲热。我想，她一定是奉命而行的，她用法语告诉我，刚才我休克了，病得不轻，不过很快就会好的。我装作十分糊涂的样子，还一边喃喃不清地说医生弄伤了我的手腕。听见我这么说，她感到很放心。　　“过了一会儿，她走了出去，完全走出了房间，我仍然心存芥蒂，静静地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不过，最后我还是起来了。我在房间里转了转，环视了一下。因为我想，即使有人在暗处监视，就目前的状况做出这番举动也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个肮脏不堪的地方，奇怪的是没有宙子。我猜想门肯定是锁上的，我没有去试着开门。墙上有一些破旧的画，画的都是《浮士德》中的场景。” 　　塔彭丝和詹姆斯爵士几乎同时“啊”了一声，简点了点头。　　“是的，这个地方在索霍区，贝雷斯福德曾在那儿被关押过。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到了伦敦。只有一件事使我非常焦虑，但当我看到风衣搭在椅背上，那本杂志仍卷放在风衣口袋里时，我那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我想证实一下自己是否被监视，于是仔细察看了一下四周墙壁，墙上没有任何可供窥视的洞。不过，直觉告诉我，一定有什么人在偷偷监视着我。我又坐回桌边，用手捧着脸，抽泣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同时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果然，我清楚地听到裙子的息索声和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响声，确实有人在监视着我。　　“我又躺回到床上去。过了一会儿，范德迈耶太大给我送来了晚饭，奉命行事的她对我仍旧是甜言蜜语，我猜想，一定是她的上司要她取得我的信任吧。她拿出油布包问我是否还认识，一边像贪婪的猫一样观察我的表情。　　“我接过包，装作努力回忆什么似的在手里翻转着看了看，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有什么事和这包有关，可是刚要想起来，还没来得及抓住，它又溜走了，后来她告诉我，我是她的侄女，得叫她丽塔婶婶。我照办了，她又安慰我说，我的记忆很快会恢复的，别太担心。　　“那一晚太难熬了。我一边想着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计划。虽然文件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我不敢冒险让文件继续放在那儿。他们随时都可能把那本杂志扔掉。在床上辗转到凌晨两点左右，我悄悄爬起来，顺着左手那面墙在黑暗中摸索，摸到那幅《玛格丽特与她的珠宝盒》。我轻轻地从钉子上取下画，蹑手蹑脚地走到放风衣的地方，取出杂志和一两个信封(我的口袋里经常放有信封)，将粘在一起的两页广告撕开，取出那两页宝贵的、使我遭受磨难的文件。我用洗脸盆里的水将画背面又变成褐色的纸弄湿，没多久，就可以把那层纸揭开了。我把文件夹在画与这张纸之间，再借助信封上少许的胶水将褐色纸与画重新粘好，这一切做完后，我再把画挂回原处，把杂志重新放回风衣口袋里，然后悄悄地回到床上。我对这个藏匿地点感到十分满意，谁也不会想到这幅画给人弄过了，他们也绝不会想到把自己的画撕碎。我希望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丹弗斯带的是假情报，这样我就会得到自由了。　　“事实上，他们刚抓我时可能产生过放我的想法，可以后情况变得对我十分危险了，放我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听说他们几乎想就地除掉我，只是他们的头儿，也就是他们的老板主张让我活着，因为他寄希望于我可能将文件藏起来了，而一旦我恢复了记忆，就可以将文件的下落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几周里，他们对我严加看管，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在逼供拷问方面他们真算得上行家里手。但不管怎样，我始终控制住自己，尽管这种精神上的自控力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　　“他们又把我弄回到爱尔兰，一路上从没有放松过对我的监视，生怕我将文件藏在了什么地方。范德迈耶太太和另一个女人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她们把我说成是范德迈耶太大的年轻亲戚，一个由于卢热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而使大脑受伤的亲戚。一路上我孤立无援，如果冒险找人求助，我敢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个看上去非常富有、穿着人时的范德迈耶太太会让人们认为我是大脑受伤才使自认为是受了‘迫害’。我感觉到，一旦他们识破了我的谎言，我那旷日已久的恐怖感肯定会使我彻底崩溃。” 　　詹姆斯爵士充满理解地点点头。　　“范德迈耶太大是个能说会道的女人，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及她的社会地位，人们一般都愿听信她的，尽管你有真凭实据指责她，也很难让人相信。　　“事情果然如我想象那样，他们最后把我送进了伯恩茅斯一家疗养院。开始我不敢断定这是一次骗局还是真的要给我治疗，有位护士专门负责照料我这个特殊病人，她待我很好，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就在我决定要信任她，告诉她实情时，仁慈的上帝及时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落人预设的陷阱中。那天，我的房门碰巧半掩着，我听到她在过道里跟什么人在讲话，原来她也是他们一伙的：她被安排来看护我是为了证实我是否真的丧失了记忆。经过这事以后，我变得异常敏感和神经质，不敢相信任何人。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在自我麻痹。没过多久，我几乎忘记我是真正的简·芬恩。我太刻意去扮演珍妮特·范德迈耶这个角色，以致于神经开始出了毛病。我真的病倒了，一连几个月都处于麻木恍惚的状态，我肯定自己活不了多久，既然如此，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我们都知道，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旦送进了疯人院，结果常常是变成疯子。我想，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又不在乎扮演什么角色了，到了最后，已经不知道喜怒哀乐，有的只是冷漠和麻木不仁。就这样，几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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