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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我可以向你保证，新闻界和大众都吓了一大跳。你知道，艾林顿先生在伦敦上流社会某些团体里很有名而且很受欢迎。剧院、跑马场、运动场和保守党总部他都是常客，交游甚广，所以那天早上的法庭里来了好多人。” 　　“事情是这样的，在侦讯庭上的证词零零碎碎被揭露之后，有两位先生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大众都该尽点责任，于是挺身而出，愿意尽他们所能地为地铁的神秘事件尽点心力。” 　　“警方最初当然认为他们提供的资料来得晚了些，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后来发现这些资料绝顶重要，而且这两位先生无疑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他们很庆幸能得到这些消息，马上采取了行动。他们于是以谋杀罪嫌疑把艾林顿先生带进了法庭。” 　　“那天我初次在法庭上见到被告的时候，他看来苍白又焦急，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想想看他当时的处境，多么可怕！” 　　“他是在法国马赛被捕的，他正打算由那儿到可伦坡去。” 　　“我想他刚开始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处境有多危险，直到后来，在侦讯庭上听到所有逮捕他的原因，还有爱玛·芳诺又重复一遍的证词，说艾林顿先生早上来到爱迪生街十九号，而贺索定太太下午三点半出门要到圣彼得教堂广场去。” 　　“贺索定先生对于他在侦讯庭上说的话没有任何补充。他最后见到他太太，是在命案的那天早晨，那时她还活着，她看起来又健康又快乐。” 　　“我想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在极力避免任何可能把死去的妻子和被告名字连在一起的联想，能不说则不说。” 　　“可是，仆人的证词无疑揭露出真相。年轻漂亮，又喜欢别人仰慕的贺索定太太，曾经一两次因为和艾林顿先生略嫌开放但纯然无邪的打情骂俏，激怒了她丈夫。” 　　“我想，每个人对于贺索定先生中庸而尊严的态度都一致地印象深刻。这一堆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在法庭上他表现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全身当然是深黑色，可是绝无卖弄忧伤之嫌。他最近留了胡须，而且仔细修剪得恰到好处。” 　　“在他作证之后，那天的高潮开始了。一位高大黑发的男士，全身上下无一处没有市侩的味道，亲吻了《圣经》后等着说实话，除了实话什么也不说。” 　　“他说他的名宇是安得鲁·侃博，是梭摩顿街上安氏证券公司的老板。” 　　“三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铁出门，他注意到同车厢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经问他，她要到爱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对了车没有。侃博先生说她没搭错。之后就埋首看晚报上的证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节车厢上来一位穿着粗呢西装和硬礼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对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惊讶，可是安得鲁·侃博先生记不起来她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两个人谈了很多，那女士显得兴高采烈。证人没有注意他们，他正全神贯注在买卖计算上，最后在费灵东街下了火车。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女士握过手，并且愉快地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后也紧跟着他下了车。侃博先生没听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里，看不见了。” 　　“这时每个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着那令人悸动时刻的到来，等着证人描述并且指认出那位女士最后见到并且交谈过的人，也许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钟前。” 　　“我个人在那证券商还没说话以前，就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对嫌犯做什么样的描述和图绘，我早就可以记下来。那样的描述用在刚才坐在那张桌子吃午饭的男人身上，也同样适合；十个你认识的英国男人当中，绝对有五个可以适用他的形容。” 　　“那个人高度中等，留着颜色不太深也不太浅的胡须，他的头发是中间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装，戴硬礼帽……还有呢……可能就是这样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见到他，也许会认得，可是，也可能不认得——对那位和他坐在车厢同一边的男士，他没怎么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着帽子。而他自己忙着看报纸，对，他可能认得他，可是他实在不能确定。 　　“你会说，安得鲁·侃博先生的证词没什么用。的确，它本身是没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维拿先生的证词补充，它根本不足以当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据。” 　　“维拿先生是一家卖彩色印刷机电的公司罗得尼企业的经理，也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这样：他在费灵东街等火车，看到侃博先生从一个头等火车车厢里下来。维拿先生和他谈了一下子，火车就要开了，他才踏进刚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装男士坐的同一节车厢。他依稀记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对面角落的位子上，脸背对着他，显然是睡着了，不过他也没有特别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坐车时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不久，他对一篇物品行情报导感到兴趣，想要记下来。他从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铅笔，看到地上有一张干净的名片，于是捡起来，把报导的重点写下来，这是他要留下的。然后，他把名片塞进了口袋。” 　　“‘直到两三天之后，’维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静默中又说：‘我才有机会把我当时记下来的东西拿出来做参考。’” 　　“‘那时报纸上已经满是地铁神秘命案的报导，而那些相关人士的姓名我都蛮眼熟的，所以，当我看到我无意中在火车车厢里捡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兰克·艾林顿”时，真是大吃一惊。’” 　　“法庭上这时的骚动无疑是空前的。自从芬雀曲街谜案发生，审判梅瑟斯特之后，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群情激动。请注意，我自己并不激动，我那时已经知道这罪案所有的细节，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样。事实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见得会比凶手高明，虽然我研究犯罪学已经好几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顿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这样想，因为我看到他脸色惨白，而且时时用舌头舔嘴唇，好像非常干裂的样子。” 　　“你知道，他现在因为根本没办法提出不在场证明——我插一句话，当然他没办法——处境非常危险。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话——也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一个像法兰克·艾林顿这样的高等游民，他自己可能记得他某天下午在俱乐部里或是运动场上待了几个小时；可是要找出一个能够发誓肯定那天见过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顿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这证据之外，还有两三件事对他也极为不利。第一个，就是在他毒理学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里找到各种有毒物质，包括氢氰酸在内。” 　　“然后是马赛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启程去可伦坡，虽然完全无辜，却非常倒霉。艾林顿先生漫无目标地随兴去旅行，却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过，亚瑟·英格伍爵士这次又代表他的当事人展现出绝佳的辩护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几个忠君爱国的证人搅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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