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传(31)_陈孝全

三一

　　就在金风飒爽的8月，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内分甲乙两辑。共收散文15篇，是他四年来劳动的结晶。在《序》里，他略述了现代散文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悉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绚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说到自己则坦白相告：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其中又说到创作的艰辛：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言辞恳切，话说的十分实在。

　　开明书店将《背影》寄到朱自清老家扬州，他的三弟朱国华接到一看，不由喜出望外，连忙拿着书飞快奔至二楼父亲的卧室，让老人家先睹为快。这时朱小坡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他把椅子挪到窗前，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儿子写的文章，心中感到莫大欣慰，昏老的眼睛猛然迸出兴奋的光芒。“腹有诗书气自华”，儿子毕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背影》是朱自清的代表作，它犹如一鸣惊人的云雀，在文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朱自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法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就深切地反映在《背影》中，他对自己描写对象观察之认真，已经达到锱铢必究的地步。当《荷塘月色》发表后，有个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重视，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又写信去问一个昆虫学家，回信抄了一段书给他，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蝉在夜里会叫的。朱自清认为既然是好容易才找到那么“一段儿”，可能这是一次例外。因此，他写信给陈先生，表示感谢，说待《背影》再版，当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

　　后来，他留心观察，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蝉声。因此感到“观察之难”，原因就在“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朱自清这种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便形成他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同时，他又讲究剪裁技巧，追求语言艺术，常以素朴优美的文字，描写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愫，以发自肺腑之声，直诉读者心灵。因此，他的散文在当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文艺界有极大的影响。小说家杨振声对其评价颇高，他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中指出：“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昂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又说：“现代散文的运用就在它打破了过去的桎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它写人物可以如小说，写紧张局面可以如戏剧，抒情写景又可以如诗。不，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小说，就是戏剧，就是诗。它的方便处，在写小说而不必有结构，写戏剧而不必讲场面，写诗而不必用韵脚，所以它本体还是散文”。他认为这些特色，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他还感到朱自清文如其人，“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郁达夫对他的散文也赞赏备至，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笔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后来李广田在观照一代散文创作后，明确地指出他作品的价值：“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背影》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革新整顿后的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就是对朱自清创作十分欣赏的杨振声，他是朱自清的大学同学，对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都很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他商量。当时各大学中文系都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即新文学应如何与古代文学承接，如何与外国文学交流。过去中国文学一直与中外新潮隔绝，究竟何去何从？许多教师都在观望，学生则十分困惑。杨振声和朱自清商量决定，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会。在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为什么要注重研究旧文学呢？因为我们文学上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中国的；我们文学里所表现的生活，社会，家庭，人物是中国的；我们文学所发扬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也是中国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

　　为什么要参考外国现代文学呢？正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新文学，不是要因袭中国旧文学。中国文学有它光荣的历史，但是某一时代的光荣的历史，不是现在的，更不是我们的，只是历史的而已。

　　这完全是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代的一种革断。朱自清带头实践，一年内开了两门新课，一门是“歌谣”，一门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过去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带有浓厚的尊古倾向，许（慎）郑（玄）之学是学生入门之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占主要地位，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朱自清新开的两门课程，首先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的旧格局，使五四以来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歌谣”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及“歌谣的结构”等，后又增加了“歌谣的历史”、“歌谣的修辞”、“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的收集历史”、“歌谣叙录”等。在向来比较保守的中国文学系来说，这门课程显得特别新鲜突出，因此引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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