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_吕大渝

五

　　此后不久，我又一次“遇难”。

　　大齐大哥比我大六、七岁，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不多。在曼谷家中小河上的木头亭子里，他有时带着我和二哥玩“过家家”。

　　做饭需要水，我奉大哥之命到河里去舀水。我拿的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杯。河岸用木板搭了两层台阶，我自然要到下面一层才能舀得着水。我拿着杯子去够水时，一探身，屁股碰到了上层的木板，就栽进河里了。

　　我已有过一次落水的经验，脑子便不似上次那样一片空白，在挣扎的时候，我紧抓住红杯子不放，心里想的是：不能松手，“没命”的时候，杯子还会在。当然，究竟“没命”是怎么回事，我并不了然，只知道不是好事而已。

　　大哥在亭子里“掌勺”，我正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跳进水里，把我托举上岸。那年他十一岁。多亏他水性不错，我才又一次得救。

　　这次我没有哭，母亲闻讯赶来说了些什么，也一点没记住。此后，我一直为自己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能思想，还能作出“抓紧杯子”的决定而沾沾自喜。就像我后来常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说“报告首长，阵地与我同在”一样，在落水现场，当我向母亲报告红杯子与我同在时，并没捞到一句夸奖。对此，绝不是因为我的境界不如英雄们那样高尚，除了“要财不要命”之外，母亲还有什么话好说？

　　两次“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曾带我去游过泳，至于在那海滨游泳场，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毫无记忆，反正我没学会游泳。我只记得在开车去游泳的路上，两旁高高的大树都弯弯地向路中生长，到了中间便连接了起来，整条马路都覆盖在树荫里。我还记得，我站在更衣室里等着父亲和两位哥哥的时候，很多人都怪怪地看着我。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父亲把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带进了男更衣室，那些对我“另眼看待”的人，一定觉得我很“流氓”。

　　长大后我学会了滑冰，而两次落水不能自救的经历，使我认定游泳比滑冰更重要，因为除去“锻炼身体”的共同功能外，游泳则多了一项“保命”的实用价值，但我至今仍不会游泳。实际上，我有着游泳的“悠久历史”，从小学生时代的暑假去北京什刹海游泳池开始，到“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下河“纲举目张”，二十多年中，我都是憋着一口气在水里作出个游泳状，扑腾两下而已。我不会换气。

　　在曼谷，捕鱼捉蟹的快乐时光，淹没了我对求学生涯的全部记忆。但我确实是泰国留学生，物证则是一张我捧着幼儿园毕业证书的照片和一件小小的绿纱舞裙。据母亲说，那是条毕业典礼上表演用的舞裙，它一直被我保留到“文革”前。至于那张照片上的樱桃小口，我倒能说出个名堂。我长了一张轮廓很清楚的大嘴，小时候因为太瘦，这张嘴就显得格外大，我认为很丑。那次照相，我把嘴喝成樱桃小口，以为这样便变美了，结果得到了一张装腔作势的照片。

　　注意到我小时候那张大嘴的还有人在。想当年，我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少儿组导演果青就曾和我开玩笑说：“小刘菊光长个大嘴了。”刘菊是我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扮演的角色。

　　【六　回国】

　　一九四九年九月，父亲奉命兼任中国航空公司卡拉奇办事处处长，又只身去巴基斯坦开辟新航线了。母亲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留在曼谷。那年十二月，我的小弟大谷出生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躺在那里大哭的情景，因为我坐在一旁看着小弟“痛哭不已”，觉得他很可怜，便陪他一起哭了起来。

　　母亲在曼谷去学了洋裁。她的作业本有半页报纸大小，蓝皮，里面净是用薄薄的牛皮纸剪裁和折叠的小连衣裙、褶裙、小衣服和小裤子，真是精致。我很喜欢她的一本美国儿童服装的大画册，小时候翻看了多年，里面画的小孩都可爱极了。母亲的这点宝贝可惜都在“文革”中“破四旧”时付之一炬了。

　　聪明手巧的母亲，用她那台美国圣家（Singer）缝纫机为我缝制的衣裙，都是照着那本服装画册里的样子做的，后来还被电影厂选用了。

　　虽然喜爱缝纫的母亲在曼谷去学了洋裁，但她并不快乐。我记得在曼谷住所的二楼，母亲经常唱的一首悲伤的歌曲。五、六岁的我，虽然记住了全部曲调，却不能记得和明白全部歌词。那歌词的声音似乎是“孟姜女，桃花枯，奔长城”什么的，直到母亲已离开人世三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春天，在远离故土的美国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得知那首曲子是《月牙五更》，可我仍不知道当年母亲唱的歌词是什么。

　　父亲走后，母亲一人带着六个孩子居住在语言不通、人地两生的曼谷，受尽欺负，而且，我家竞两次遭窃。据说，是家里的当地男帮工与窃贼里应外合所为。我家两大箱在曼谷毫无用处的冬衣也一并被盗。记得第二次遭窃后，母亲曾说，夜半，她听见了小偷上楼的声音。我很害怕。第二天，虽然曼谷的警察来到了我家，但他们并不认真帮着中国人破案。稍长，我才体会到母亲那种没有安全感、思念故土的心情。

　　曼谷一年半的生活，虽然是我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但当“文革”结束，一个泰国广播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一员与我短暂的谈话，却给我留下了屈辱与无奈的感觉。

　　那次，我不记得是为了什么，音响组的杨美莲帮我借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楼大厅的录音间，正好泰国代表团来参观，和其中一个人闲谈时，说起我小时候曾去过泰国，这时，他可找到了“知音”，大谈起泰国比中国如何如何，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绝无歌颂的愿望。但尽管中国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因“炮打言论”被人揭发而祸从口出，日子很不好过。可我却不能忍受一个外人来对中国说三道四，尽管他说的都是事实。“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的国家，被一次次人为的运动毁得连泰国人都看不起，但我的恨铁不成钢，与那位泰国外宾的幸灾乐祸绝不是同类项。

　　父亲离开曼谷后的遭遇，使母亲不希望再继续拖儿带女去巴基斯坦，不希望再继续远走他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入员，在香港宣布举行“两航”起义，父亲从卡拉奇直飞香港，加入了起义的行列。他让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去香港与他会合，但是，由于父亲担任了起义后的公司发言人，名字上了报纸，母亲和孩子们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便因此被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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