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_吕大渝

六

　　怎么才能离开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曼谷，正在母亲焦急万分的时候，国民政府驻曼谷的总领事孙秉乾伯伯帮助了我们。

　　孙伯伯与我母亲是东北老乡，父亲还在曼谷的时候，他曾多次到我家作客，私交不错。那时我当然不懂得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个我不喜欢的客人。一看到他来了，我就赶紧跑到饭厅放芭蕉筐的方凳和小柜子之间的夹缝里藏起来，有时，吃着我并不喜欢的芭蕉就睡在了那里。我不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胡子扎人，我不喜欢他亲我。

　　护照吊销后，孙伯伯来我家探望了好几次，但母亲总以为他是来阻挠我们离境去与父亲团聚的，对他非常冷淡。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对母亲说：“你可以走了。”

　　现在看来，孙伯伯的造访，纯属顾念私交，倒是母亲多虑了。

　　如今，母亲已经故去，父亲也年近九十，我不知道孙伯伯是否还健在？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早早晚晚会走到一起的今天，我提起这件往事，想必不该给年事已高的孙伯伯招来麻烦。

　　由于英国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一九五零年二月，母亲领取了英国领事馆的旅行证，带着六个孩子抵达香港。

　　时值冬季，而我们的冬衣又在曼谷全部被盗，所以，一到香港，父母便把六个孩子扔在旅馆，上街采购冬衣，准备北上。大哥当上了临时保姆，担负起照顾五个弟妹的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二岁的大哥抱着才两个多月的小弟，一屋子两岁、四岁。六岁、九岁的弟妹，在房间里一起大哭小叫的情景。

　　我们是乘火车从香港回上海的。由于当时全国铁路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车头和车厢都很紧张，四天三夜的行程，我们一家八口人只分配到四个座位，于是，父亲睡在了行李架上，用床单和绳子捆了个吊床当摇篮，把小弟放了进去，其余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四个座位上。

　　火车到达上海时，大家都跑到月台上活动一下手脚。要整队出站了，父母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四岁的大弟大庆，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我们都慌了。后来，我往月台下一探头，发现穿着件小格呢子大衣的大弟正安安静静地趴在离铁轨很近的枕木边上，还东张西望呢。若不是被人发现，火车一来，他准给轧死了。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哭也不叫呢？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今，大弟吕大庆已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颇有成就的美术设计师了，但他仍然是个不大吭声的慢性子。

　　【七　天津岁月】

　　一九五零年二月，我们一家八口从香港回到上海。没多久，父亲被分配到天津民航局工作，先行前往报到。稍后，母亲才带着六个孩子抵达天津。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半之久。

　　我家先在马场道落脚，不久迁至位于河北路的民航局平房宿舍，最后，因为母亲应聘出任天津民航局的子弟学校培新小学的幼儿园主任，为了便于她就近照顾子女和家务，我家又搬到了学校对街的成都道伦敦里居住。

　　那时，我和二哥进了培新小学，大哥进了志达中学。在家的大弟、妹妹和小弟由父亲的婶母、从上海来与我们同住的三好婆照顾。

　　初到天津，我已经满了六岁，进了二年级，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但是，动荡的生活，使教育无法有个连贯性，我的学业便脱了节。这在珠算课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每次课堂练习或考试的时候，我只用笔算写出答案，虽然得数完全正确，但从不写一句珠算口诀，因为我没学过。一旦老师要求我写口诀，混不过去了，我便装病，说自己不舒服，于是，老师就把幼儿园的王主任——我的母亲请来，带我去医务室“看病”。我很紧张，因为我根本没有觉得不舒服，生怕我装病的诡计露馅。但是，天助我也，每次去医务室试体温表，我都被诊断为“低烧”。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真的是低烧，还是因为既然“病人”来了，医生总得有个“说法”？他们说，我发烧的原因是扁桃腺肥大。

　　歪打正着，没想到，我的装病，给我带来了一段大吃冰激凌的好日子。

　　当时，正好大弟也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烧。刚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大弟作伴住院，一起去割扁桃腺。手术后，医生说，怕伤口发炎，需要多吃冰激凌。我和大弟住在医院里，天天强烈要求母亲遵医嘱买冰激凌，理直气壮地大吃了一阵，而且，我还比大弟多要了一个洋娃娃。那时中国的人口不似现在这么多，一个扁桃腺割除术还可以让我和大弟住进医院，吃了几天冰激凌，像过年一样快乐。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我的珠算期末考试得了百分制的十五分，出院后，母亲就忙着给我恶补珠算，准备开学后的补考。那时，母亲常说我的“十五分”真让她“丢人”。暑假里，我“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地背了一通口诀，补考得了一百分。补考过后，我不让母亲王主任“丢人”了，也就交了差。不过，如今我还是不会打算盘。

　　五十年代初，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记得在天津民航局一次欢迎苏联专家的联欢晚会上，当司仪报完“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南泥湾》”，大幕拉开，我懵懵懂懂地走上台去，这时，一个人走出来，把一个凳子放在麦克风下，接着把我举到了凳子上，全场顿时哄堂大笑，吓得我两腿发软，哆哩哆嗦地“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了一番。

　　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独唱演员，一定是母亲的功劳。母亲早年惟一的嗜好，是学生式的音乐舞蹈。在教会弹琴唱诗、教幼儿歌唱舞蹈不说，一九二八年，她参加了《五月的鲜花》作曲者阎述诗领导的沈阳谐和歌咏团，还在进步歌舞剧《梦里桃园》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女神。演出在沈阳轰动一时，并应观众要求，于一九二九年再度公演。直至年逾古稀的暮岁，母亲还应沈阳音乐团体之邀，凭记忆逐字逐句记下了《梦里桃园》的全部词曲，并撰文《忆阎述诗和〈梦里桃园〉的演出》，刊登在一九八五年四月的《音乐生活》杂志上。

　　我登台独唱，虽然使母亲“后继有人”了，但“青出于蓝”并未“胜于蓝”。那年我七岁，首次“献演”，也是首次“现眼”。上台的感觉并不好。这种当众紧张的状况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一直到我后来在北京东四一中心上小学五年级被课堂提问时，腿还会发抖。记得好心的地理老师尽给我答案极短的问题，诸如：甘肃省的省会在哪儿？我仅答“兰州”二字，便可混个满分。

　　天津两年半的日子，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生活画面。

　　在伦敦里的铁栅栏门外，冬天的夜晚，总有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挎着用棉垫子盖着的竹篮吆喝：“馒头，豆沙包。”路灯昏黄，寒风瑟瑟，没有什么人来买她的馒头和豆包。她实在太老了，我很可怜她。至今我还记得她吆喝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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