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20)

一二〇

　　由于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刘伯承十分重视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专门为翻译室选派了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定期进行整风，以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还经常到翻译室开座谈会，与翻译人员促膝谈心，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会有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有所造诣，并提出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兼业务专家”的口号。1951年12月21日，刘伯承以《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为题，专门向译员、教员作了一次报告。在报告中，刘伯承着重指出了军事翻译工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他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是要在解放军原有的基础上着手，要学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诸兵种学术。这些学术就我来说，也是无经验、无知识的，必须依靠顾问同志编写教材。而顾问同志不懂中文，因此需要译员同志把它译成中文。这好像顾问的学术是自来水的发源地，而翻译工作则是自来水龙头，它使顾问的学术源源不绝的输送给教员、学员，同时也要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综合反映给顾问。所以，翻译工作是一个‘关键’工作。译员同志译稿给教员，经过教员介绍给学员；学员有问题，教员能解决的为之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归纳起来请教顾问。这样协同互助，以达介绍军事科学的总任务。”

　　在讲话中他严肃地指出，当时翻译人员主要的思想缺点表现在：“内部不团结、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文人相轻、不问政治、生活散漫不坚持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纪律、赏罚、总结、考核制度等都很差。特别是‘骄傲自大’、‘文人相轻’的缺点表现得最严重。中国旧社会里‘文人相轻’是很严重的；看不起别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自己的作品不准人家改一个字，若人家改了一个字，就‘如丧考妣’，就有‘不共戴天之慨’，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刘伯承特别提到有的翻译人员工作马虎，“潦草塞责，懒得翻字典，凭自己主观猜测。还有些同志虽翻了字典，但因没有军事学术上的素养，又不深思熟虑，就随便写上，以致闹出笑话。有的同志俄文好、中文也好，但是缺乏军事知识。又不虚心，也就常常发生错失。毛主席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容人丝毫调皮。’如海军教材中把‘登陆战’与‘反登陆战’译成‘陆战队作战’与‘反陆战队作战’。这些同志不问译得是否正确，只凭想象或从字句上臆测一下，张冠李戴的武断、轻率现象，是不可原谅的。”

　　在论述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辩证关系时，刘伯承指出：“军事科学不但包括武装斗争的军事知识，而且还包括政治工作。如果思想意识不改造，是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的。恩格斯说：‘客观事物是思想的源泉，思想是客观的反映。所以思想经常落后于客观事物。’我们的思想是已经落后在翻天覆地的现实之后了。今天我们已经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推翻了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推翻了几十年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是处在人民当主人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了，是受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马列主义的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时代了。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这样巨大的转变，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落后。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努力改造自己，跟着时代前进。”

　　最后，刘伯承强调教授会和翻译室都是重要的工作部门，尤其要接受思想改造。他运用形象的比喻，语重心长地指出：“教员同志要很好学习，提高介绍能力。翻译同志要加强学习军事，学习俄文，学习中文，提高翻译能力。这即是译员之三套本事，缺一不可。现在我们翻译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是中俄文程度不够，军事知识懂得更少，因此常常使译文生硬难懂。以后必须广看精读，加强学习。在军事知识方面向有关教授会联系学习，俄文方面向苏联翻译学习，更不断地学习中国语文，只有这样像瞎子驮着跛子行路一样的协力合作，多了解自己的译文缺点，多谦虚些，才能不断进步。

　　“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旧的斗争，是阶级的矛盾，要随时发现缺点，纠正错误。毛主席说：‘我们不要脱离实际，要好好地学习千百万人民血汗换来的经验。把旧的、肮脏的东西抛弃，新鲜的东西只有冲破旧的才能新生。’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文人相轻’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文件。鲁迅先生也说过：‘文人像有刺的刺猬一样，不能互相触碰，一接触就要你刺我我刺你地相打。’这是很深刻的话，有这个毛病的同志，必须引以为戒！朱总司令对旧军事科学曾这样说过：‘过去旧的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的学生。’毛主席的《实践论》，是马列主义宝库中中国的经典著作，我们必须仔细研读。今天我对思想改造问题提出如上意见，愿大家共同勉励，响应毛主席号召，把军事学院的工作做好。”

　　由此可见，刘伯承对军事翻译工作的政治方向是把得很稳的，对军事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是抓得很紧的。由于刘伯承的努力，我军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人数较多，业务能力较强的军事翻译队伍。

　　刘伯承不但重视当时军事翻译的现实急需，而且特别关注军事翻译事业的未来。为着培养翻译队伍的新生力量，刘伯承专门指示学院干部部门，从西南地区和上海地区调来许多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刘伯承在繁忙的工作之暇，还抽时间接见年轻翻译，交谈学习外语的心得，讲述做好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刘伯承指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发展是一致的。从1840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的70余年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至于中国近代的军事翻译，首推林则徐，他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向西方学习进步技术的开风气者，他开设过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对中国军事很有影响。还有严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家，他翻译《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曾经刺激了当时的维新浪潮。清末西风东渐，促进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当然，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是社会变动的内因。我举这些例子，是说明搞好军事科学翻译工作，对国防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希望大家少壮立志，边干边学，深钻进去，成为德才兼备的军事科学翻译。

　　当有的同志表示自己爱好文艺，不愿做军事翻译时，刘伯承便风趣地开导说：“文艺翻译固然使人丰富想象，可军事翻译也是动人的交响乐啊！你们喜欢文艺，学点武艺也好嘛。”当发现有的同志重俄语而轻视其他外语的时候，他又语重心长地提醒说：“俄语、英语、日语，都是重要的工具，不可偏废，到需要的时候，都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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