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21)

一二一

　　当时的青年翻译王树森曾回忆说：1951年开学后，刘帅为我们做了几次报告，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会有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有所深造，并指出大家应该“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三套本事，缺一不可”。刘帅自己精通俄文，尽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外文，长期养成早晨朗读外语的习惯。在他的感召下，同志们自觉地苦练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园里朗读外语，渐渐形成了一种早读制度。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翻译，年轻译员们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考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成绩都很好。刘伯承看到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心中十分高兴，称赞大家各方面有了“大大的进步”，肯定大家发扬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学习精神，同时进一步要求大家戒骄戒躁，多了解自己译文的缺点，并根据各自的情况和弱点，有所侧重地抓紧学习。

　　经过刘伯承的精心培养和译员们的共同努力，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支军事翻译队伍迅速成长，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军事特色的翻译风格。老翻译人员党必刚，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感慨万千，给笔者寄来他的一首感怀诗，诗中写道：

　　饮罢蜀水到钟山，
　　闲骚风雅日文瞻。
　　开茅韬略诲不倦，
　　启蒙箴言响耳边。
　　呕心沥血为育才，
　　鞠躬尽瘁不歇肩。
　　而今桃李满天下，
　　伟绩长存天地间。

　　【36.刘伯承的办学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麦克阿瑟－“戈尔洛夫”＝Ｘ？】

　　当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介绍上述公式时，笔者惊奇地发现，这个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E张、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4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信息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当时，办军事学院，由于“我”情、“友”情、“敌”情等方面的因素，我军的军事教育，除坚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传统的教材外，大多数要借用苏联红军的教材、教程，这是历史之使然。如此一来，军事的翻译与介绍就成了学院教学的一个“自来水龙头”。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工作处于介绍苏联军事学术的“前沿”地位，是学术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没有翻译，便没有借鉴，没有借鉴，便难以发展现代中国的军事学术。

　　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刘伯承强调军事科学要服从政治科学，明确要求军事翻译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中国军队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和谐地统一起来。他认为：“我们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亦即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运用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去。”军事翻译的任务，就是要沟通中外军事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融合中外文化的“基因”。因此，一定要以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坚持为军事教学服务，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此，刘伯承提出了研究军事学术和搞好军事翻译应该遵循的工作方向是：

　　一、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并从条令着手，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

　　二、以毛泽东历来的几个时期的著作，去帮助学员搜集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经验总结；

　　三、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以及美军的作战方法，用以教育学员。

　　上述三条是当时整个军事学院研究军事学术的方针，同时也是军事翻译工作的方针。刘伯承在大力组织翻译和介绍苏联红军各军兵种的战斗条令时，首先让译员、教员和学员领会这些条令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让大家从中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体会苏联红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作战经验。刘伯承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因为它的作风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必须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思想。”

　　为了帮助大家加深领会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各种条令的基本内容，了解现代作战的武器装备和诸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学院有计划地组织译员、教员、学员到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其他技术兵种参观见学，了解各种舰艇、飞机、坦克的作战性能和特点。大家反映说：“我军过去的传统多是单一兵种作战，只算是‘陆林’好汉。现代作战需要陆海空三军协同，各兵种互相配合。刘院长把外国的情况介绍过来，联系实际进行消化，联系我军的实际装备进行未来作战构想，的确是看得远，抓得实。”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