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19)

一一九

　　刘伯承还亲自找到一些有成见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讲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和他们交换意见。刘伯承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教员现在是我们请来的‘先生’，是帮助我们学习现代军事知识的。至于‘旧军官’的帽子，那是他们的过去。如今，他们已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是我们的教员，他们介绍的是现代军事科学，是现代军人不可缺少的学问。我们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学习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与此同时，刘伯承又对旧军人出身的教员和老翻译人员做工作，一方面从政治上严格要求，教育他们真正转变立场，端正思想，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目标。对一些思想压力较大，工作缩手缩脚的教员，刘伯承经常找他们谈心、开座谈会，热情地开导说：“过去走错了路也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在课堂里要抛弃杂念，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的对比来讲，可以更为生动、深刻。你们诸位如今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要背过去的那个小‘包袱’。”刘伯承还坦城地说：“要说旧军人，我也是旧军人出身。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出力。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有出路，有建树。”

　　在少数旧军官出身的人身上，也有些残余的旧观念和对军事学术的模糊认识。如有的说：“国民党打败仗，只是败在学术上，如果有真正的军事家，就不至于输得那么惨。”还有的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军事理论家，而是老蒋不听‘忠言’，带兵者也多是庸碌之辈，酒囊饭袋。”

　　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刘伯承不是简单地给予批评，而是把教员、译员召集起来，组织大家座谈、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他联系中国军事界两位著名人物：蒋百里、杨杰的经历，阐述政治立场与军事理论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刘伯承说：“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必须有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目标，如无政治目标，则是无的放矢。蒋百里大家说他是中国的军事学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清政府禁卫军管带，北洋政府军官学校校长，北洋总统府参议，孙传芳部队总参议，吴佩孚部队总参谋，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著有《国防论》、《日本人》等书。他也曾煞费苦心地去研究过军事，然而由于他是中国士大夫阶级，主要依附于没落的封建阶级反革命派，反对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败仗。他帮助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打仗，被革命所击败了；后来他又依附蒋介石，至死也无所作为。

　　杨杰将军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同盟会。1916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曾任护国军支队长，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第1集团军参谋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著有《军事和国防》。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反内战的爱国活动。1949年被邀为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未及参加会议，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大家也说他是一个军事学家，但他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时候做不出什么事来。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两位军事学家，不能说他们学而无成，而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研究军事为反革命服务而无一成。我们今天来研究军事科学，目标显明，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服务的。希望在座同志，首先确定为解放人民事业服务的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把智力、毅力用之于人民解放事业。”

　　这批老翻译人员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重视思想改造，逐步转变原来的思想感情。在业务上；他们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与有关军事人员通力合作，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编译出数百种军事教材，还用俄、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国语言，摘编出大量军事参考资料，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教学的需要。

　　1951年1月间，在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宣布了军事学院的任务，“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熟习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兵种，组织与指挥协同动作，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这些指挥人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忠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事业、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新英雄主义的精神，认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任何侵略阴谋，明确这一斗争方向，保卫祖国，保卫东亚，保卫世界和平。”

　　在军事翻译和军事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刘伯承是十分明确的，他鲜明地指出：学校的训练工作，“一定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依据毛泽东的建军传统、军事思想，以及我军百战百胜的丰富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特别是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所获得的经验，并且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训练任务。”

　　鉴于当时我军的军事教材大多是参考苏军教材编写而成的，所以，翻译工作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它是学院训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继成部分。

　　刘伯承强调指出：军事翻译同军事教育工作一样，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南，正确认识和处理翻译与教材、翻译与教学、翻译人员与军事顾问的关系。这是端正翻译工作方向，明确军事翻译要求的重要环节。后来，刘伯承在《把我们的教授法和学习法提高一步》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我们学员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做军事工作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顾问同志有着丰富的斯大林军事科学知识，而许多教员多年从事学习具有介绍军事科学的能力，这是很好的客观条件。但是如何把这三个方面的训练工作联贯一气，协同互助，即如何教得好，学得好，关键就在于怎样确实交付与怎样确实接收的问题。教员在军事科学上除了从少数书本上接收外，主要还是向顾问同志当面学习。这里首先关联着翻译工作，就是要翻译能准确介绍学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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