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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在刘伯承看来,“合围钳形攻势”虽然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军事理论,但它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而是从战争实践中产生,普遍被世界各国许多军事家所了解的战役、战术通则。早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在论述“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问题时,就提到过“神圣同盟”在制定夺取巴黎的作战计划时,就是在地图上以巴黎为圆心,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约70德里,步兵14天的行程)为半径划出一个圆弧,采取沿弧线运动的分进合击战法。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和对国民党军作战时,就分别采用“铁壁合围”,“铁脚合围”之类的战法。刘伯承称其对根据地的“扫荡”为“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这也是一种合围的方式。1948年6月5日,刘伯承在河南南阳彰新庄中原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但是要因现实情况而有不同。情况是辩证的,我们的方法也是辩证的。”这就是说,刘邓大军所创造的钳形攻势战法是从中国的战争实际出发,有中国军事特色的作战基本方式。

  然而,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军事理论水平较低,有相当一部分指挥员,对我军的“合围钳形攻势”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人虽亲身参加打过不少胜仗,却弄不清楚打胜仗的原因,对我军的战法说不明、道不白,甚至发问说:为什么刘邓大军在上党、平汉两个战役中,能一下把五万多国民党军消灭得干干净净呢?

  刘伯承一语破的,明确地回答说:“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把敌人打退而已。”这就是说,在我国自卫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和邓小平就率先采用了“钳形攻势”,而且运用自如。克敌制胜,很有自己的特色。

  早在1946年11月4日,刘伯承就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介绍了我军运用“合围钳形攻势”战法的独特性。他指出:“我们的队形和一般书本规定不同,我们是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战术原则规定的,因而有它的独特之处。按照最新的条令规定,战斗队形有突破、包围、迂回、合围等几种。但是我们既然是以五倍以至六倍的兵力对敌一部,那就不能把书本的东西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以大打小,吃敌二块,各种队形都用。有突破、包围、迂回、合击,对敌形成一种真正的大合击。怎样合击?锥形攻势。大家回忆,我们几次的作战都是钳形。”

  “钳形攻势包括突破、包围、迂回。横宽的突破口多,当打开突破口的时候,各路的第一梯队不为敌人的战斗警戒部队所迷惑,主要是乘破竹之势,直透敌人心脏,割裂、撕毁敌人的防御体系,使其互不联系;而第二梯队则在突破口左右卷击而扩之,掩护主力之进入,至于残留侧背之敌,亦由第二梯队肃清之,如此则可获全胜。”

  前面已经提到的上党之战,是自卫战争中对国民党军的首战,也是我军成功运用钳形合围攻势的第一个漂亮战役。紧接着是平汉战役,也是采用钳形合围攻势,“待敌脱离筑城地带时,全军东西实行钳击,并于敌人溃败时,在其退路上兜击,侧重打击其指挥机关,割碎其部署体系,予以各个歼灭。”刘伯承在总结平汉战役的经验中,专门阐述了中国钳形合围攻势的特点,他生动而形象地指出:“按一般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与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敌人,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配系割裂几块,才便于我以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即使只是消灭一个营一个团也比击溃一个师毫无所获好得多。这是我军战术特点必须发挥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的目的。就是说要把核桃打碎来吃,不要啃整个核桃,囫囵吞枣是无法下咽与消化的。”

  刘伯承借用外军经验,是为了加深各级指挥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加深对人民解放军自身革命战争经验的认识,借以提高广大指挥员的军事学术水平,从而运用到指导中原大战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去。

  在刘伯承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的时候,逐鹿之战已经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全面展开。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豫、鄂、皖各省纵横穿插,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形成了对蒋军构成极大威胁的“品”字形阵势——刘邓大军在长江北岸依托大别山,陈毅、粟裕大军在豫东依托泰山,陈赓、谢富治兵团在豫西依托伏牛山。接着,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发展,和协调中原各解放区及地方武装部队的行动,适时成立了中原军区(下辖七个军区),任命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从此,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组建以后,三支大军会师中原,展开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并配合以阵地战,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活剧。从1948年春末到初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又出色地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发动开封、睢杞等战役,共歼灭蒋军近6万人。其中,被朱德总司令誉之为“小型模范战役”的襄樊战役,最好地体现了刘伯承“合围钳形攻势”的战术思想。

  位于中原地区汉水流域中段的襄樊地区,处于川陕鄂三省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夺占襄樊后,不仅能斩断华中国民党军与其西北军队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场的行动,而且可以直接威胁武汉三镇,进而南渡长江,西入四川。

  这年7月间(也就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出版的时候)刘伯承令所属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及陕南第十二旅向襄樊城发动进攻。襄樊包括襄阳、樊城两处。襄阳位于汉水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水相望,又互为依托;南有羊祐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等,群山连绵,山势险峻,向北可瞰制襄樊全城。向西、向南又可控制公路交通,为襄樊南侧的天然屏障。蒋介石是把襄樊看作他“汉水防线”枢纽的,而汉水防线又是连接“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的枢纽;守住这个地方,可以防止解放军南渡长江或西出汉水进入川陕。所以蒋介石把他的亲信康泽派到了襄樊来当绥靖区司令兼绥靖公署主任。

  康泽是个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头子,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将军衔。蒋介石派康泽去德国向法西斯特务学习镇压人民的本领。康泽学成回国后,网罗了一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子弟,组成别动队,专门对付苏区人民,杀害了无数革命志士。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又叫康泽组织三青团,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康泽的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和劳苦大众的鲜血。

  康泽在襄阳设防上,袭用历史上“守襄必先守住南山”的旧例,在南山制高点构筑大量堡垒、据点、工事,并在交通要道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坚固防御体系。康泽吹嘘“襄阳防御,固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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