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91)

九一

　　照刘伯承的看法，苏军的围攻区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种：战役的围攻，是由组织战役的联合军司令部所组成的机动，其目的在割断敌人大军的后方及它与邻敌之间的联络，而后合围歼敌。战役围攻不过是造成便于歼灭敌人的条件而已，所以必须将战役围攻转变为战术围攻，对敌人实行割裂，使它成为几块而各个歼灭之。在对敌人大军进行战役的围攻时，必须进行战役的割裂，以便于战术的围攻。由此可见，战役的围攻必须转变为战术的围攻；而战术围攻必须完全肃清所围之敌，才能达到围攻最终的目的。

　　刘伯承指出：“由此看来，歼灭所围敌人的战斗指挥，主要是把敌人兵力逐步割裂为各个集群，而压缩之于狭小地域，以炮火发射有组织的交叉火力支援步兵冲锋歼灭之。自然，在现代的战斗和战役的条件之下，如欲歼灭所围之敌，必须以空军的突击配合地面军队的行动。”这一段话，刘伯承称之为“围歼敌人的战斗指挥要旨”。

　　那么，围攻的机动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施呢？刘伯承认为，围攻的机动可以实施于任何情况之下。即，既可以实施于突破敌人绵理的防御阵地之后，也可以实施于战役的进行过程之中。

　　同时，刘伯承认为，围攻的机动要利用以下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进攻者处在包围的态势。如果进攻者的正面处在包围敌人的态势，则便于合围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

　　“第二，敌人处于难于机动的地区。在敌人的后方或某一翼侧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江湖、沼泽、森林、断崖之类）之时，则我军可以从一方或几方突击，压迫该敌向此类障碍地区退却即行合围；

　　“第三，敌人据守一地。敌人固守某一要点，甚至在合围威胁之下也不打算退走，当然这是容易合围的；

　　“第四，快速兵团挺进追击拦住敌人退路。如敌人被击溃实行退却，而进攻者还有强有力的快速兵团，则即使用之实施挺进的平行追击，超过敌人，拦住退路，构成合围。纵使该敌还有预备队，然而由于他的正面已被击溃，也不能组织抵抗。”

　　刘伯承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综合分析了苏军在卫国战争中一些未能合围成功的教训，找出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围攻兵力少。快速部队也弱，空军也小，不能合围，所以不能封锁敌人。二是没有从各方面向纵深同时施行突击，而只是在创造战役围攻的条件之下，曾突击了敌人，并未从其他地段同时进攻，这就便利敌人在其未被进攻的地段抽出兵力和使用预备队进行突围的机动。三是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没有派兵控制要点，以致敌人逃走。其实此种要点在合围之初，就要派兵控制起来以保障合围的成功，一待后续部队到达时，就此发动进攻，把战役推向前进。四是只限于合围敌人而不割裂歼灭。对被围之敌，既未加以割裂成块，更未实行各个歼灭，给敌人造成了突围的可能。”

　　为此，刘伯承十分重视集团军与方面军在围攻机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卫国战争历史证明：当对敌人正面进行围攻机动之时，通常是以一般的联合军进行的。如果单靠集团军独立地行动，在战术和战役上不同友邻军队、快速兵团、飞行队等取得密切的协同动作，是不能合围敌人大军的、因为现代化战役的规模大，各技术兵种组成复杂，除步兵外，还有坦克的、机械化的、摩托化的各军、兵种等，这样就决定了战争自始至终都是机动战争，其战役必然发展为大规模、高速度、远纵深。以歼灭的战役和战术的样式实施之。

　　所以，“方面军应成为战役的联合军，而适于实施进攻大敌的战役。进攻战役的组成通常是先由一般兵团突破敌人正面，而以快速兵团插进此突破口挺入纵深；尔后一般兵团一面向纵深继续突击，另一面则分向突破口两翼卷击以扩大突破口。由此可见，一般集团军、快速兵团（坦克的、机械化的）和飞行队等在进攻战役（主要方向的）中，只能成为组成战役联合军的各个因素，而方面军才能成为整个战役的联合军。现代的方面军是能以自己的力量围攻敌人战役的集团的、然而欲围歼敌人战略的集团，则又不能不由诸方面军共同进行之。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使用了三个方面军，亚石、栖生涅夫战役使用了两个方面军，白俄罗斯战役使用了三个方面军，布达佩斯战役使用了两个方面军之类。这些战役所获的成果，确是远超出了战役胜利的范围，而成为战略的胜利了。”

　　最后，刘伯承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苏军的合围钳形攻势，作了如下简洁的表述：

　　“其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现实条件一致。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唯有苏军战斗的活动，根据了最先进的、吻合于现代兵器之可能性的军事理论，才能经常完成围攻大敌的机动。围攻正是造成歼灭敌人生动力量及其技术兵器的极好条件。苏军在如此坚决的战役样式中而能达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技巧及其战果，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最多最好的现代化军队），而且在过去战史上也找不出一个能如此围攻大敌的例子。

　　“其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进行围攻战役。苏军战斗经验的启示，不但战役的样式而且战役的内容都证明了在任何情况中，就是说在进攻、追击和反攻中，都可以围攻大敌。

　　“其三，围攻一定成为典型的机动。苏军战斗动作的经验、完全驳倒了不正确的论点，即所谓‘围攻战役的机动，乃属于不常有之事’。事实证明：以善于运用现代兵器性能的军队，且在现代战争的条件（机动的性质、歼敌的目的）之下，应将围攻战役的机动作为典型的机动。

　　“现代的战争对于技术兵器给了大力的推动，新式武器出世了，其中许多武器都表现出其发展的前途。第二次现代的战争对于技术兵器给了大力的推动，大战的经验和技术兵器发展的趋势。曾预示：将来的战争仍然带着机动的性质，而以全歼敌人的目的施行之。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围攻的机动无论在战术上或战役上都必然会普遍运用的。如果苏军单在1944年一年之内就实行了十多个围攻战役，歼灭敌人达一百六十个师之多，那末，这样的围攻战役在兵器不断发展且可以普遍进行围攻机动的将来，其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刘伯承的军事译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我军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得以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外军经验，这不仅对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最后决战有直接帮助，而且对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创造性地应用了合围钳形攻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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