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77)

七七

　　1947年新春，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自全国内战爆发半年多以来，我人民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得主动权，蒋介石军队则逐渐走向被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一形势，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同时，要求我军：“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灭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着适应未来战争中合同作战的需要，中央提出：“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

　　飞速旋转的战争车轮，相应地给军事翻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刘伯承出人意料地开始对5年前的一部校译稿——《合同战术》（上部）重新进行校译。

　　战争如此频繁、紧张、剧烈，一位55岁的老人，仅有一只发花的左眼，浑身的伤痛，为什么要把5年前已出版过的书重新校译一遍呢？

　　刘伯承是一位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他认为翻译是十分严肃的事业，尤其是军事译文，要求更加严格、严谨、严密。在1942年反“扫荡”战争中校译《合同战术》（上部）时，他发现译稿有不少地方存在问题，如一些军事术语译得不准，有的段落表述不清，文法上还不精当等等。当时，他曾对某些部分反复推敲，有些章节重新翻译。然而，由于反“扫荡”的环境恶劣，且工程量较大，时间紧迫，只得匆匆付印，以应前线急需。但是，在他脑子里一直牢牢记着这笔帐，要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

　　重校工作开始之时，恰是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展开之际。当时新华社记者曾发表评论说：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我军曾在“一天之内歼灭蒋军9000余人，为时间最短之最新纪录，证明刘伯承将军所部对运动战之运用，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之后，刘邓野战军又分为南北两个集团，沿陇海线横扫敌人，所向披靡。在豫皖边战役中，又歼敌16000余人，迅速收复了陇海路南北和冀鲁豫漳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紧接着，刘邓野战军又马不停蹄挥师豫北，再次歼灭敌王仲廉集团，使平汉、道清铁路完全瘫痪，并以霹雳般的手段斩断蒋军东西两个战场的联络，使蒋介石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严重打击。

　　到1947年夏季，全国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一个年头。在这一年的血肉搏斗中，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先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0余万人，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人们也看到，国民党军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在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统治区可供国民党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尤其是敌人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蒋军集中了31个旅共20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集中56个旅共40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也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

　　毛泽东透过层层迷雾，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明确指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地区。这一任务，又落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肩上。

　　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游击队多年来一直坚持斗争，容易立足生根。如果占据大别山地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彻底地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从1947年6月30日开始，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从山东寿张张秋镇一鄄城临淄集之间150多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向大别山挺进。

　　7月正日至28日，刘邓野战军在郓城、定陶、巨野、羊山集等地进行了鲁西南战役，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共56000余人。从而迫使蒋介石从陕西、山东、豫北调动28个半旅向鲁西南增援。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又以十一纵在鲁西南钳制敌人，第一、二、三、六纵于8月7日起继续南下，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通过涡河、沙河、颖河、洪河，强渡汝河、淮河，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和堵截，于8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并相继解放了湖北、河南、安徽边境的广大地区。10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猛力推进到长江北岸，直插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区南京、武汉之间。我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捅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当人民解放军的脚步迈进大别山的时候，刘伯承也完成了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工作，并在1947年8月1日印发部队。

　　刘伯承在《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中记述道：“这本《合同战术》，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但在现在敌我双方的情况中，尤其是在我们现实的装备编制上，仍是我们所需要的参考书。它在译文初版时，是处于日寇空前绝后的大扫荡中，太匆忙了，所以文义字句，都有许多不妥甚至错误之处，这应由我校正者负责。我这次把它重校一遍，付之再版，以供营级以上干部的自修。同志们如能从实际需要出发来读此书，将于实战中获得若干帮助。”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刘伯承重新校译此书是为着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为着正规建军与正规作战的需要。他指出：“我军从抗日反攻以迄现在爱国自卫战争，由于敌人是现代化的军队不断失败，也由于我们夺自敌手的装备不断增多，军队的素质不断加强，而正规建军与正规作战，不能不成为新的要求了。例如，在每次战斗后，我们都要检讨到战斗队形，火力组织，移动防御，工事构筑，战斗指挥，尤其是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等。其中自然有我们自己的创作，然而也有许多问题，都已在一般军事理论上解答了的。这次之所以重校苏联《合同战术》（上部）其意就在于帮助上级干部解答上述之某些问题，但绝不能解答其所欲解答的诸问题，尤其是不能解答此时此地对敌作战许多新的不断变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我们在实战中去研究解答的。”

　　当时，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军队干部中普遍开展军事科学的学习，已成为急迫任务。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由劣势逐步转为优势后，有相当一部分指挥员的军事学术水平还不能跟上战争发展的要求。所以，刘伯承在重新介绍这部译作时，特别阐述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正确途径。他写道：“我们勉作毛泽东式的军人，在政治责任与任务需要上，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必须研究敌我两方，必须把学习与使用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好好地融洽起来。我们不但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以期成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不作乱撞乱碰的鲁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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