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78)

七八

　　早在几年前，刘伯承打破了蒋介石的“邯郸梦”之后，就发誓要彻底破掉老蒋做梦的大床，要挺进到老蒋的“卧榻之旁”，闹个天翻地覆，让他做不成梦。要实现这个誓言，必须有真正的克敌制胜的本领。刘伯承认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我们在实践中研究上级命令，实战指挥与战后总结，特别是在兵教官的群众路线中的战术讨论与伤亡评定，必须科学地接受一切有益的经验而总结之，作为今后行动的指导。这里要防止经验主义。我们学习一般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关于现代战术，应‘从自已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毛主席语）。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所以这里要防止教条主义。无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它们都是把军事科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真理，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

　　刘伯承在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时，融入了自己的经验和创造。

　　在论述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刘伯承描绘说：“自今年2月以来，独裁卖国贼蒋介石进犯军，由于全面攻势的失败，遂在山东与陕北两战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钳形的重点攻势，而在晋冀鲁豫战地，则制造与依托黄河归故的水灾进行重点的防势。在重点攻势方面，是集结十个到三十个旅，布成纵横五十到百余里的方阵前进攻击，连续作战，即是这一部队被歼，那一部队又来，欲乘我于疲惫之中求得最后胜利。而保持此进攻方阵之后方补给线与翼侧掩护点者，则为旅或团。在重点防御方面由于点线守备兵力薄弱，不能不放弃点线，以加强战略要点，进行所谓重点防御，守此要点者为师或旅，拱卫此要点者，为旅或团，而布成梅花阵。其意在使我军久屯坚城之下，大受挫折之后，从他方调来援军，兜击我侧背。至于敌人后方交通线以及其它次要地点之守备，则异常薄弱甚至没有，即”成所谓空心战略了。

　　蒋贼进犯军无论开头的全面攻势也好，接着的重点攻势也好，甚至今后的撤退、收缩为全面的重点防御也好，都必然在人民解放军贯穿全局的歼灭战的威力之下，趋于支离破碎以至溃灭。然而蒋贼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援之下，为要最后挣扎避免被歼灭起见，7月4日下了一道所谓《勘乱总动员令》，甘与人民为敌。如果说，他从2月份起曾向我们提出方阵、梅花阵等问题，那末，现在已被我们歼灭到一百个旅之后，尤其是在我反攻下受到挫败而使战局起基本变化之时，他必然会提出另外的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不骄不躁、兢兢业业仔细研究之，正确解答之与适当处理之，以使主观的指导与客观实在情况融洽一致，求得歼灭敌人生动力量，一直做到坚决彻底干脆全部地消灭进犯军。”

　　从1946年2月到刘伯承这篇《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没表的时候，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战略，“黄河”战略，以及所谓“方阵”、“梅花阵”、《勘乱总动员令》等货色，均一一宣告破产了。正如刘伯承所嘲讽的那样，蒋介石只不过是所谓“空心战略”了。蒋军发言人虽然声嘶力竭地要“消灭共军”，而实际上已经在盘算着如何“隔（长）江而治”，乃至如何经营“孤岛”（台湾）的后路了。人民解放军则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准备渡江南下，进而解放全中国了。

　　在新的战略进攻任务面前，刘伯承把了解战场情况放在进军的前提位置。他结合译文的内容，明确指出：“侦察研究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这在反攻中敌情变化大，我遇新事物较多的今天，极为重要。《合同战术》对侦察勤务，认为在分配侦察的目标与工具时，必须依据自己的任务，正确决定主要的侦察方向，集中力量实行不断的侦察，尤其是用搜罗的手段捕捉俘虏，与指挥员在战场实施亲身的侦察，以期明了真实的地形，获得真实的敌情。而敌情又必须将前后得来的材料进行融洽的研究，先确定其可信度、时间性与价值。然后综合之，给以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以适应定下决心的需要。本书认为定下决心应在研究任务与研究情况（敌人，我军，地方居民，地形，时间）之后，其意即在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

　　显而易见，刘伯承的这一段文字，一方面说明了译稿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结合实际阐述和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军事理论。刘伯承强调指出：“毛泽东军事学说在这一问题上，指示我们侦察研究，防止我们盲目碰壁，尤为精辟。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刘伯承经常对同志们讲：侦察是战斗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象“狗戴沙锅乱碰一阵”。他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当作定下决心的五个要素，强调各级指挥员对这五个要素要了如指掌，并形象地借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赋予全新的内容，名之为定下决心的“五行术”。他常常告诫部属：用兵打仗务必先将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搞得清清楚楚，“五行”一定，必定打胜，“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在重校前言中，再三阐述侦察的重要性，这对于挺进大别山的胜利之师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论述机动问题时，他写道：“所谓机动，就是按照一定的计划，把火力与运动有组织地配合起来，以消耗最少的时间与兵器，而求得有效的击破敌人。”这一段精辟的见解，比之1935年翻译《机动的要义》一文时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对于机动的理解和运用，都已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指出：“在一定计划上，应根据新变化的情况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

　　“这里我们首先来说明敌人的重点进攻与重点防御两者的兵力是何处来的？何以要成为重点？

　　“一般说来，这是敌人在全面进攻中不断被歼灭之后，从其次要方向拼命抽出兵力和兵器结成重点，用来互相支援，以直撞对方或坐镇一地而避免歼灭的。事实上这里兵强就成了重点，那里兵弱就成了弱点，这里打阵地战成了重点，那里打运动战成了弱点，这里阵地有备就成了重点，那里阵地无备就成了弱点。一个部队一个阵地也各有自己的重点和弱点，决没有处处是重点的。就是一个敌人今日成为重点，因我歼灭其相依相存的弱邻（特别是在运动中的与驻守补给线上的），明日即变为弱点。一般说来，国土大而民为敌之独夫蒋介石，仅仅以未被击破的几支军队凑成几个重点，间隙地何其宽，弱点何其多，人民解放军何其自由机动。‘无足之蟹不能横行’，理至明也。”

　　接着，刘伯承引述了蒋介石在实行重点进攻和重点防御中的实例说明机动歼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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