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76)

七六

　　实践证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正确地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对人民解放军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刘伯承同志指出：“我们是中国人民军队的战士，一贯都是以夺自敌人的、不足的武器和帝国主义与买办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现代装备（的军队）作自卫战争。这就是‘知己知彼’的出发点。为利于战争，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

　　刘伯承一贯主张，借鉴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在介绍《合同战术》（下部）时，他的着重点是引导广大指挥员学习和理解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即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从战略指导的高度，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理论的说明。并且，运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历，现身说法地指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遵之则胜，反之则败”的革命法宝。刘伯承同志的这些论述，对阐发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指导革命战争胜利，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他在《译版序言》中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的政治学说、军事学说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就其军事学说言之，在土地革命时期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在现在爱国自卫战争时期又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些学说，在各时期遵之则胜，反之则败。我们人民军队之所以历来战胜敌人者于此。一般人称其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其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亦于此。”

　　在介绍译文的同时，刘伯承科学地提出了“正本”与“清流”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我军干部在研究军事时，首先必须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才足以“正其本”，同时又必须根据这些著作及其在实际运用中所发展的战例，来读现代战术译著，才可以“清其流”，否则即使不流于教条主义，也将流为经验主义。

　　刘伯承同志举例说，“《合同战术》在论战斗队形的机动时，列其种类为迂回、包围、突破及对抗它们的动作。但是，毛泽东军事学说之战役、战术，则一般是进攻的、外线的、速决的。因其集中绝对优势，故能各个消灭敌人，而在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一个敌人的战斗队形，就可以使用同时结合迂回、包围、突破的钳形攻势。这样，在正面配备的兵力所能突破之口，必须是两三个；而在由各个突破口之扩大，尤其是继续突入敌人纵深之时，我军纵深配备的兵力也可以贯穿到底而将敌人防御体系割裂分解。如再以宽大机动、出其不意的手段突击敌人弱点，则许多这样的歼灭战斗，就可以得到速决了。如果死死啃着《合同战术》的教条，只单纯运用某一种队形，则绝对优势之兵力，将无用武之地，而停滞于敌人‘火城架子’之前，徒为刀阻之下的鱼肉而已。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适时对比敌我力量’，在战术运用上，我们尤应勉力为之。”

　　由此可见，刘伯承同志提出的“正本”与“清流”的辩证关系，即是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积极正确地借鉴外国军事科学。先正其“本”，后清其“流”，这是发展和丰富中国军事科学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呼唤，刘伯承同志才孜孜不倦地翻译和校译。正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军事翻译作品才能得到各个方面和许多部门的支持。当《合同战术》（下部）付印时，承担排印任务的华北永兴印刷局全体工人感到十分荣耀。据当时的战地记者报道说：“工人们认为此《合同战术》乃刘将军对爱国自卫战争之又一重大贡献。因此，全局人员均加工排印，以表示自己支援前线的热忱。”工人们加班加点，团结协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印刷和装订任务，及时把《合同战术》（下部）运往前线，送到各级指挥员手中。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对印发《合同战术》（下部）也十分关注，为表彰永兴印刷局支援前线的革命热忱，特意拨款4万元以资奖励。该厂工人的出色劳动，更使刘伯承深受感动。他在百忙之中亲自致函华北永兴印刷局王经理及全局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劳动表示嘉勉，信中写道：“此次承印之《合同战术》，正文及插图印刷都很清晰，错字较少，装订亦甚好，我阅之颇为满意。总之，此次你们都下了苦功夫，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此书，对自卫战争是一很大贡献，希望你们把这种工作精神贯彻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印刷技术更提高一步，来迎接反攻的胜利。”

　　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该书出版的消息时，发表了冀鲁豫前线记者的专稿，报道中写道：

　　“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顷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这部书专论兵器之性能与使用法及如何对抗它。蒋介石于7月间以大量的美国武器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刘将军说：‘我们原本没有新式武器，谈不上使用，但应该知道怎样对抗它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

　　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加之二十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右目，写作甚感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责无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以至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种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学习。”

　　历史告诉我们，自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的科学技术已将整个世界连成一气。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在封闭的环境中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独具慧眼的刘伯承早就看到，介绍外国军事著作是一件相当有影响的事业，于战争指导方面更不待言。单从理论上来说，能否正确地、积极地借鉴外国军事科学精华，对发展本国军事理论确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快慢之分。

　　战争和书有什么关系，似乎谁也说不清。打仗是“武秀才”的事，弄书是“文秀才”的事，可刘伯承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其中的奥妙只有靠读者揣摩了。当《合同战术》（下部）中译本出版之际，刘伯承谈笑风生地与前线记者谈话说：“我在一百天内跟蒋介石打了五仗，共消灭他十一个旅。第一仗他步步为营，被歼灭两个半旅。第二仗他改用并进长追，被歼灭四个旅。第三仗还是并进长追，被吃掉一个半旅。第四仗鄄南又被歼一个半旅。第五仗回到步步为营，又被歼灭两个多旅……三个月来，我们冀鲁豫战场，以十七座空城，换了蒋军六万多人。”

　　将军与学者，在刘伯承身上体现了两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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