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38)

三八

　　长征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迹。长征的开路先锋刘伯承也担当了非常恃殊的使命。他是军委总参谋长，又兼任先遣司令，既要协助军委运筹帷幄，又要身体力行部署和组织具体的战役乃至战术行动，其使命的艰难程度不难想见。

　　到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速渡金沙江，彻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伯承又一马当先，率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畔。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当时，蒋军已发觉红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盘旋侦察。5月2日，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三军团向洪门渡江；一军团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军委纵队由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分队，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刘伯承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赶路一百六十华里。他自己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军官，指挥干部团闯入敌区公所，全歼当地民团，并缴获两艘木船。随后，刘伯承命令两个排分乘木船，趁夜渡过金沙江，一举歼灭对岸敌厘金局三十多个保安队员，迅速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又亲自渡江察看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寻找船只。后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桥。但在当地老百姓帮助下，又找到四艘木船。刘伯承极兴奋地电告军委，称：“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河。”军委得知这一情形，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陈云为政委，在金沙江边山洞里组成渡江司令部，负责指挥部队渡江。

　　与此同时，原定在龙街渡江的一军团，因江面太宽，架桥不成，又无船只，加上敌机骚扰，未能渡成，在洪门的三军团奋力架起浮桥，仅渡过一个团，桥便被激流冲垮，大队人马滞留北岸。整个金沙江只有皎平渡一处是红军的生路。鉴于上述情况，军委急令一、三军团速到皎平渡渡江。

　　渡江司令刘伯承一面冷静地指挥和调度部队渡江，一面派出第三营翻山三十里，抢占通安镇，消除敌人对皎平渡的威胁，以保证红军指挥员安全渡江。刘伯承守在江边，亲自指挥部队渡江。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有方，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毛泽东高兴地说：“前些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周恩来也风趣地说：“主席的估计是对的，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吗？！”

　　“哈哈哈……”朱德、刘伯承和在场的同志都笑起来，胜利、乐观的笑声在江面上回荡……”

　　经过九天九夜，中央红军的全部人马都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一直等到最后一班船靠岸，才舒了一口气，下命令说。“把船全部烧掉！让蒋介石望江兴叹罢！”

　　第二天，当敌军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船只已经烧毁，只见波涛翻滚，烧焦的船板早已随波流走，连红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飞渡金沙江是刘伯承在军委领导下亲自指挥的又一重要行动。这一行动使我军开始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尾追之敌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从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在长征途中，我党提出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共同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刘伯承模范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对川军中的故旧进行工作，教育川军将领不与红军为敌，从而巧妙地避敌锋芒，挥师北上，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水平。

　　1935年5月19日，刘伯承以红军先遣司令名义率部抵达会理附近的德昌。当时，驻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许剑霜又名许颖，曾在1926年底追随刘伯承参加四川泸州起义，任起义军团长，同期加入共产党。1927年起义失败后，许与党失去了联系，后到川军刘元璋部任职。刘伯承到德昌城外后，派人给许送去一亲笔信，先是追忆往昔战斗情谊，继则晓以团结抗日大义。许阅信后深为感动，仅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装出抵抗模样，便主动后撤。红军于次日3时进驻德昌。许剑霜本人也在刘伯承的感召下，几经辗转，寻找党组织，投奔了抗日队伍。

　　刘伯承虽然担当开路先锋的重任，但不把红军的任务局限在打仗上，而是发挥长征宣传队的作用，沿路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充分利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分化敌人营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加抗日，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红军经过的地方又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过去，由于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在民族间挑拨离间，制造仇恨，使民族问题极为严重。当红军到达这些地区时，反动派又派遣特务，收买少数民族中的败类，唆使他们与红军为敌。这样，能否妥善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红军长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当红军先遣队将到西昌时，国民党急调所谓四川“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两个正规团和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拦阻红军。刘伯承调查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送信给邓秀廷，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说明红军路过彝区，目的是北上抗日，不与彝民为敌，不占彝区防地。邓秀廷早年在川中带兵，深知刘伯承善于打仗的底细。再者，他从刘伯承的信中得知，几十万蒋介石正规军尚挡不住红军队伍，自己更不是红军对手。于是，邓秀廷仅仅摆了个迎战架势，旋即撤回原防地，向上司敷衍交差。

　　刘伯承与彝民沽基部首领小叶丹结盟一事，更表现了共产党人以抗日大业为重，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善于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气魄和胸怀，是我党我军执行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时任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曾记述说：当红军先遣队到达彝区时，“中央派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

　　在处理彝民问题上，刘伯承坚定地执行毛泽东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部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部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部，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了被国民党视为汉人“绝地”的彝族区，顺利赶到大渡河边，刘伯承还在彝区建立了红军沽基支队，积极发展革命力量，真正起到“播种机”的作用。确实，通过彝区的艰险、复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斩关夺隘的激烈战斗。事后，聂荣臻感慨地说：“多亏了伯承，要不是他，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1935年5月24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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