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37)

三七

　　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军委任命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负责遵义城防和城内治安。1月15日一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使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在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积极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以及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大搞惩办主义的恶劣作风，为确立党的正确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地争端，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刘伯承与李德之间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如何对待军事翻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已经由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至于李德的“短促突击”理论，也遭到了一次认真的清算。中央在决议中明确指示：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役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役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决议深刻地指出：“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当然，对于这一切，李德是十分不满的，他极力为自己的行为狡辩，他说：“一个外国顾问，既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至于他那些鼓吹“短促突击”，攻击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许多文章，则干脆不认帐了。但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这位帮倒忙的军事顾问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遵义会议不仅仅是对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最后的清算，同时还就中国革命力量发展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会上，刘伯承与聂荣臻一道，提出红军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以求建立川西根据地的建议。当时，刘、聂认为四川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属西南首富；再者，川陕的四方面军可以为之接应。加上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有强烈的排外思想，蒋介石难以调兵入川。鉴于上述原因，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比较可行的。为此，中央认真的考虑了这一建议，并正式定为日后红军的根本战略方针。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甩掉蒋介石主力部队从贵州东、南两个方向对我中央红军的尾迫，刘伯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和组织了四渡赤水的各次战役。首渡赤水时，刘伯承在五军团督战，配合朱德指挥的三军团第四师攻占土城，使红军部队轻装渡过赤水。

　　红军渡过赤水，准备北上的战略行动，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围堵红军。当各路敌军向扎西地区靠拢时，毛泽东突然挥戈东指，反向而行，指挥红军在贵州太平渡、二郎滩地区二渡赤水河。此时，刘伯承拄着拐杖，亲自守在江边组织工兵连进行架桥作业。红军在二渡赤水河后，迅即回师遵义，取得歼敌三个重大胜利。

　　1935年3月中旬，刘伯承又率领工兵连在前面架桥铺路。保障红军主力在茅台地区三渡赤水河，重新进入川南的古蔺地区。当敌人尾追而来的时候，刘伯承又根据军委的意图，指挥工兵连在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护桥和架桥，使全部红军第四次渡赤水河，直逼贵阳、昆明。

　　自遵义会议到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红军的前进方向都是依着向川西北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行事的。早在1月7日进入遵义时，刘伯承就迅速安排一军团四团向娄山关、铜梓进发，并在1月10日抢占通往四川的孔道。二三月间，红军部队在黔北地区纵横驰骋，声东击西，往返于赤水河畔，其目标也是向着四川发展。到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维埃根据地。”

　　战略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向川西发展的战略方针使红军重新恢复了机动的活力，而蒋军则开始处于被动境地。正如刘伯承所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历史证明，刘伯承、聂荣臻率先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一建议虽未完全实现，但仍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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