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29)

二九

　　在留学苏联期间，刘伯承一边学习，一边练习翻译，为回国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回到上海以后，他和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一道，创办“地下翻译所”，为开创我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进行了艰苦努力。在红军学校，他一边训练干部，一边组织翻译；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前线，他一边打仗一边抽空翻译；在长征路上，他一边行军一边翻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运筹帷幄，仍然不忘翻译；建国以后，他一边培养高级将领，一边坚持翻译……几十年来，他边作边述，述作结合，在向人民奉献大量理论著作的同时，奉献了数百万字的译作。他的这些作品，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广大“阵中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知识，传播了最新的军事信息，增添了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力量。叶剑英元帅曾高度评价说：“我们的刘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像他这样精通、丰富是很少的，很红，很专。”

　　刘伯承的翻译道路，实际上是一部缩写的中国军事翻译史。回首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思想影响曾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艰苦的战争环境，又给翻译工作带来难以想见的困难。刘伯承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数十年如一日，以仅有的一只左眼，坚持翻译工作，吸吮世界军事科学的精华。他顽强、执著的进取精神，换而不舍的革命毅力，反映了我党我军借鉴外国军事经验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翻译了大量游击战、山地战斗方面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校译了《合同战术》（下部），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在建国以后，校译和编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斯大林统帅艺术》，以及卷帙浩繁的条令、条例和军事教材。

　　刘伯承的翻译作品，不是书斋中的风雅之作，也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闲书。它与军人同在，与战争共存，是为枪林弹雨里的“阵中读者”提供的另一种武器——这种武器与人民的事业、战争的胜败紧紧相联，因此它的价值非一般译作可比拟。

　　刘伯承不但注重从实际出发确定翻译选题，还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他认为，介绍和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从自已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为此，刘伯承在译者序、跋或附言中，总是一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来读”，“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要分析我们的实际条件，活用此原则”，“我们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乃极为宝贵的教材”，“必须以我们的战术为核心”，“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

　　作为军事翻译家，刘伯承对军事译文的要求是十分严谨的。他指出，军事翻译出版是“关系国家安危、人民生命的国防大事，不可不严肃负责”，并经常告诫人们：“一字之差，会死人的！”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力求精当、准确，每一篇译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照看许多遍，一字一句反复推敲，斟酌再三。所以，刘伯承的译文不仅有很高的军事艺术价值，而且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是人民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正确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创造和发展本国军事科学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深刻。他在各个时期的著作和译作，为我们展示了彼时世界军事的图景，成为将中国军事与世界军事联成一气的桥梁。纵观中国军事史，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刘伯承是中国历史上敢于面对世界，大量介绍外国军事经验的第一人，也是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第一人。

　　【16.总参谋长急了：“奥托·布劳恩同志再这么干下去，
　　中国革命就会完蛋个球！”】

　　1932年秋。

　　江西“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前线。国民党军队“围剿”前线指挥部，接到所属通讯部门的报告：“我们的窃听不灵了！共匪司令部出现外语通话，叽哩狐啦的听不清楚……请速派精干的外语人材来。”

　　中央苏区。红军前线司令部的一次通话记录：

　　“喂！左权同志，我是伯承！”

　　“伯承同志，你好！”

　　“我在总参谋部，你那里情况怎样？”

　　“祝贺你担任总参谋长。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太美妙，前线很紧张……”

　　“我下午就到你们那里，再见！”

　　刘伯承和左权是在苏联留学时的同窗好友，他们一起回国，又先后到达苏区。为着练习俄语和保密起见，他们联络经常运用俄语，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是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当时，反“围剿”战争正处在最激烈的时候。用一句老话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如果算上南昌起义当参谋长的经历，这已经是第二次出任总长了。

　　参谋部这一部门产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它是随着西欧一些大国的军队发展而设立的。古代中国的谋士、幕府也具有这类性质，但在作用上不大一样。一般说来，总参谋部隶属于最高统帅，是最高统帅部指挥作战的主要工作机关，负责制定战略计划和指挥前线的军队。

　　当时，中央根据地的总参谋部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要协助军委首长指挥反“围剿”作战，另一方面要负责整个红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兵员补充，以及后勤供应等。此外，还要指导独立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行动。尽管总参的工作头绪多，事务杂，刘伯承仍然主张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只用少数精干的办事人员，不搞庞大的参谋班子。他十分崇尚中国古代兵家用幕僚的传统信条，即幕僚多，上劳下安；幕僚少，下劳上安。按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反倒无水吃。所以，在刘伯承主持的总参谋部里，只有为数很少的参谋人员，且各司其职，指挥灵便，效率很高。

　　为着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设，他一到任就拿来《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翻译了有关章节，供机关使用。这是中国红军第一次借用苏联红军的条令来加强自身司令部的建设。

　　刘伯承在叙述司令部的使命和权责时指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机关，主要使命是：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