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30)

三〇

　　“一、拟定战斗（战役）的计划和号令；

　　“二、组织关于保障首长能下适应情况之决心和顺利实现此决心之方案。”

　　关于司令部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刘伯承作了以下介绍：

　　“司令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和多方保障当前的战斗（战役）。此时，司令部工作最主要的内容是。

　　“一、应不断获取关于当前情况（预先适时、充分和确实收入情报）的消息；

　　“二、严密而多方地研究这些消息，以供司令者据此定下切合的情况最主要条件的决心；

　　“三、将情况报告师长（军长）；

　　“四、依照首长的指示拟定给军队的命令和号令；

　　“五、与政治机关工作的联系；

　　“六、拟定给诸勤务保障战斗（战役）一切需要的指示；

　　“七、组织通信联络以保障适时而确实地发出给诸军队诸勤务的一切命令及受领其报告；

　　“八、监察诸军队诸勤务遂行命令和号令。”

　　刘伯承认为，建立指挥员与司令部相互间的正确关系是司令部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司令部应记着自己是首长指挥军队的机关。团指挥员也应记着。如司令部没有正规的自发和宽广的工作，就不能指挥军队。因为，司令部不应以为本身就是指挥的发动机。而指挥员则应保障司令部能遂行宽广的、创造的、自发的工作。参谋长研究情况不是同首长执行一样的工作，而是与之平行的，参谋长将所得情报报告给首长，或是立刻（如有重要意义时），或是定时的。参谋长作报告时，对搜集到的情报，应加上自己的估计、判断，然后提出意见，供首长最后决策作参考。

　　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时，正是急难之际，临战之时，刚建立的红军司令部又来不及制定一套章程。为着应付战争，刘伯承断然采用“拿来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形加以运用，使战火逼迫下的红军司令部有章可循，职责分明，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2年冬，蒋介石连续三次“围剿”红军遭到惨败之后，又陆续调集五十万兵力，并委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当时，敌军以蔡廷锴为左路总指挥，指挥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又一个旅，向我闽西根据地进攻；以余汉谋为右路总指挥，指挥在粤北、赣南粤军六个多师，由南部向中央根据地进攻；中路军以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十二个师，外加散布在我根据地周围各点的十三个师的杂牌军配合。显然，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以中路为主要突击力量，左右两路策应中路军行动，向我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分进合击，妄图将我主力红军截断在广昌到建宁一线以北，决战而消灭之，并乘机侵占我新开辟的“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尔后再伺机攻犯我中央根据地。

　　在红军方面，由于“左”倾路线领导者，剥夺了毛泽东的指挥权，所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周恩来和朱德仍然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方针、吸取历次反“围剿”作战经验，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充分的准备。

　　在战争中，总参谋部是军委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总参谋长是军委首长的助手，军务繁杂，责任重大。但刘伯承始终抱住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站好自己的岗位，当好助手，即站在首长的“荫影”里面，根据军委首长的意图和决心组织作战，处理和协调各个部门、各个部队之间的关系。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就随同朱德、周恩来，始终在前线谋划和协助指挥红军部队作战。在炮火连天，战报纷呈的情况下，他仍争分夺秒在战壕里挤出时间翻译，以借鉴外军的经验，丰富自己的头脑，为解决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提供参考资料。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朱德、周恩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山地战斗特点，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调动敌人，打击敌人的。当时，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地方独立部队共约四万余人。刘伯承率作战局、情报局负责人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到前线协助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东韶、洛口、大龙坪，以及霍源等地机动歼敌，接连挫败蒋军的进攻。随后，红军指挥员又在草台岗一线打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十一师，俘敌三千余人，击伤敌十一师师长肖乾。至此，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在给其亲信陈诚的手谕中，哀鸣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战后，刘伯承到一军团参加作战总结会，表彰红军指战员创造和运用中国山地战术，以机动灵活、不怕牺牲的精神，给国民党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刘伯承高度评价说：“一军团发扬了我军机动作战的特点，在决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如果就打仗来说，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是相当称职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种下了一枚苦果。因为，他担任总长有些“升”不逢时，那时，即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军事工作，确定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军事方针。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在1932年春天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要求在敌人合围之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毛泽东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会议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从前线赶回宁都。他坚持要毛泽东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会议虽然原则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一步在红军中蔓延，再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对于这次不寻常的人事变动，刘伯承曾以一个共产党员坦诚的胸怀，多次作过历史的回顾，他写道：“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上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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