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28)

二八

　　1943年4月

　　在四年多紧张的反“扫荡”斗争中，完成《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全部校正工作，并撰《译版序言》，指出：“我军现有的武器自然是不及敌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使用武器之准确与熟练的程度，必须超过敌人。……现在我们部队使用武器的训练与指挥员现实战术的学习，应成为我们军事教育基本的内容。”

　　1946年12月11B

　　在奔赴自卫战争前线时，开始《全国战术（下部）》的校正与补译工作，历时一年终告完成。该书《译版再序》写道：“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找所以防御的方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同时，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军事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在各时期遵之则胜，反之则败”。

　　1947年8月1日

　　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并撰写《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指出：“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有两方面：一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

　　1948年7月7日

　　在淮海战役决战前夕，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并撰写《编译后言》，指出：“编译的目的是供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总结自己作战经验作参考。要求他们自己从自己的经验中去考证它的实质与结论，吸取其中用得着的东西，拒绝某些用不着的东西，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

　　1949年4月1日

　　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在渡江战役期间，编译《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等军事文稿，并撰写《编译前言》。

　　1951年4月

　　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后，为搞好军事翻译和军事教学工作，批准出版《军语通报》，并指出：“军语划一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或单纯的语法修辞工作，而是统一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1年5—6月

　　校译苏联红军《军队符号》一书。

　　1951年6—7月

　　在主持临淮关军事演习之余，校译和部分重译《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一书，供翻译人员学习、参考。

　　1951年12月21日

　　向军事学院翻译人员和教员作报告，讲述加强思想改造与军事科学深造的辩证关系，鼓励译员和教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军事学术水平。

　　1952年4月

　　在军事学院学报——《军学生活》报上，发表苏沃洛夫十项军事原则的译文手迹。

　　1952年5月

　　编拟《集团军进攻战役讲授提纲》，翻译介绍苏军战役法理论，同时深刻阐述我军的战役法思想。

　　1952年6月21日

　　在与部队作家的谈话中，阐述精通军事科学与做好军事翻译的辩证关系，提出军事翻译必须熟悉军事，军事译文必须做到内容正确，文字清楚通顺，有军事特色。

　　1952年8月

　　编译《斯大林的统帅学术》等讲稿，向广大学员介绍马恩列斯军事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同时，亲自翻译、校译和审定了一批军事教材。

　　1953年8月1日

　　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军学生活》报上发表题词：“斯大林军事科学有赖于口授笔援，教员译员互相合作，才能真实教授。学问学问，既学且问，自己努力学习，必须顾问互问，学能积累知识，问能通达事理。”

　　1953年8月

　　在大连休假期间，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

　　1953年9月

　　谈编译教材问题，指出：“教材内容的真实性系于译员与教员，而译员尤为重要。我们常称为自来水的龙头。我必亲自作野战条令的校正者，诚恐斯大林军事科学为老百姓或半军人所曲解，将有害于保卫国防的任务之故。”

　　1953年9月28日

　　在南京，为军事学院翻译人员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础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

　　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后因致力于军事学院工作，未到职）。

　　1955年4月

　　在《八一杂志》第七十六期上发表《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中文译本说明》。

　　1955年5月1日

　　校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队标号》一书。

　　1955年9月23日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11月22日

　　为提高翻译水平，统一军事学术思想，提出对军语命名和使用的三条要求：“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之。”

　　1955年12月11日

　　复函军事学院有关负责同志，谈军事译员的培养、使用和军衔职务待遇问题。

　　1956年9月

　　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11月

　　在上海养病期间，致函军事学院有关负责同志，组织翻译苏军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术、战役教材，并主动承担校正任务。

　　是年，先后发表《基本系、情报系等第二期训练工作经验》、《关于学习的一封信》、《学术工作要注重三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培养科学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等。

　　1958年4—6月

　　在养病期间，校审总高级步兵学校编写的《合同战术教程》（上、下册），多次指示编辑原则，亲自解答问题，并亲自题写书名。

　　……

　　在几十年军事生涯中，刘伯承立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纵览世界战争风云，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军事著作。同时，翻译、校译和编译了数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我国现代军事翻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