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27)

二七

　　当时资料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好在刘伯承弄到了一部《俄汉词典》；党组织又千方百计转送来一些参考书和资料，总算具备了一点起码的工作条件。吴景春大姐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伯承同志在上海，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一点安逸的时候。白天，到外面做联络工作，到闸北等地讲军事课，夜晚用黑布罩起灯光，一字一句地翻译俄文，常常干到天亮。”

　　在上海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和傅钟、党必刚等一道校译了部分有关军事技术、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译稿。傅钟同志在回忆当年的艰苦情形时说：“在上海，我参加翻译了《步兵》一书，后改名为《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还有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书。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都参加了讨论。刘伯承同志对译稿的军事术语部分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并就翻译的风格问题发表了看法，伯承同志曾风趣地说：‘你傅钟翻的书，很文的哟。最好再通俗一点，要符合大众的口味嘛！’”

　　当时，在军委特科工作的聂荣臻也清楚地记得，“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伯承、剑英、傅钟、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都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个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由此开始，刘伯承的翻译劲头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的翻译作品如同他的军事学术论著一样，成为中国军事科学的宝贵财富。看看下面这张简要的年表，便能清楚地了解到刘伯承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杰出贡献：

　　1932年初春

　　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

　　1932年4—7月

　　翻译和编译苏联红军《步兵教程》、《兵器摘要》等，作为红军学校教材。同时，明确提出：“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付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要联系中国实际，正确借鉴外军经验。

　　1932年8月15日

　　翻译《苏联工农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军语解释》等。

　　1932年11月25日

　　翻译《苏联山地战斗》一文，转译《法国山地战斗》、《日本山地战斗》等文，介绍国外山地战斗特点和游击概况，以指导反“围剿”作战。

　　1932年冬—1933年春

　　在反“围剿”作战前线，先后翻译《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追击》、《对防御的敌人进攻时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苏联红军步兵指挥员分为四级》、《苏联红军步兵主要的几个队形》等，介绍苏联红军战术原则。

　　1933年4月10日

　　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前线，选译《退出战斗》一文，并在译者附言中，批评军事教条主义的冒险行为，指出：“退出战斗虽是一般军人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在运动战中又确是必有的事。”“要分析我们的实际条件，活用此原则。”

　　1933年6—8月

　　翻译《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一节、《伪装的概则》、《怎样是运动的防御》、《苏联红军的通信联络法》等。在此期间，发表《战术战略的时代性及目前红军对战术战略的认识》一文，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封建时代，资本主义初期、兴盛期，以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战略战术思想的变革。

　　1933年10月31日

　　转译德国人李璞满所著的《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以《介绍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为题，在《革命与战争》刊物上发表。

　　1933年们月

　　翻译介绍苏联《莫洛托夫说明战术、战役和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一文，帮助红军指挥员明了战术、战役、战略三个范畴在理论上的互相联系与互相区别。

　　1933年冬

　　摘译《苏联红军野外作战条令》中的游击队动作部分，和《任丹吉在（合同战术）上所述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等文，积极宣传夜战、穿袭、抄袭等游击战法。

　　1934年春

　　选摘《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部分章节。同时翻译苏联军事学者屠汉捷夫氏克著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说明要义》一文。

　　1934年5月13日

　　摘译《机动的要义》，并在译者前言中指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中有些同志对机动的要义还不了解，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批评右倾军事教条主义，强调红军机动作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先后发表《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发展到新的苏区和红军》等论文，积极宣传毛泽东游击战主张，与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斗争。

　　1935年2月—10月

　　在长征途中，继续翻译《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撰写译者前言，介绍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及加强司令部建设的重要性。

　　1936年2月—8月

　　长征到达川西，坚持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办学期间，翻译《苏军参谋业务》一书。

　　1937年2月

　　任援西军司令员。在翻译苏军卫生勤务资料的基础上，编拟出《现在我军要遂行的卫生勤务》一书。

　　1938年春

　　发起和组织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在展开军事理论研究和对日作战研究的同时，组织翻译力量，培养翻译队伍。

　　1938年9月18日

　　在抗日前线翻译《游击主义的克服——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1940年春

　　与左权合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左权译第二、三、四、五、六、七章；刘伯承译第一、八、九章和附录部分，同时担任全书校正工作。

　　1941年1月15日

　　从苏军《战术备考》上摘译出《军队指挥法》，并撰写《译者前言》，指出：“在学习中必须尽量引导到我们作战的实际环境中，力求切合我们的需要，来发挥我们军队的指挥法。”

　　1942年春

　　在敌后抗战最频繁、最残酷的时期，翻译苏联《军队建设（内务条令）》一书，并着手《增修步兵战术概则》补译的工作。

　　1942年8月1日

　　在反“扫荡”的作战间隙，完成校译和部分补译苏军《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并撰《译版序言》，明确提出“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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