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26)

二六

　　这是刘伯承苦钻外文的真实记录。的确，学会外文是学习军事科学的前提，但要搞军事翻译还必须有坚实而深厚的军事基础。当时，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无疑是整个无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年代到30年代，苏联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英文著作。由于掌握了俄语这个工具，刘伯承得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直接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原著，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同时。他还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有关司令部建设的现代军队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游击战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在莫斯科的图书馆里，他还广泛涉猎了欧洲较为著名的军事家——拿破仑、老毛奇、小毛奇、克劳塞维茨，库图佐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较充分地接触了欧洲的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军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之余，学校还组织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历史博物馆、达尔文纪念馆、列宁纪念堂和红军博物馆以及其他地方参观访问。刘伯承自觉地把这些活动作为了解苏联历史和学习俄国语言的极好机会。

　　1928年春天，他和同学们曾到列宁格勒旅行，参观夏宫和冬宫，访问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学校。瞻仰了列宁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以及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时的指挥部旧址。他联系自己参加领导泸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实际，认真学习列宁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论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冬宫里，他还看到了大量中国的古董和珍宝，其中多是沙皇军队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从北京劫夺去的。这些史实，更促使刘伯承进行历史的联想和深入的思考。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高级步兵学校和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经常相互往来，切磋学习体会，交流国内的各种信息，互相倾诉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之情。当时，吴玉章、叶剑英等在中山大学就读，刘伯承便常去看望他们。遇到节假日，同学们也都汇集到刘伯承的住处聚一聚，畅谈留学的收获。有时还借他的特殊“供给证”打牙祭，或是到郊外野餐。伍修权曾回忆说：“早在1928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当时他在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来到苏联莫斯科留学。我在步校时每月有三十卢布津贴，我不抽烟，就用它去改善伙食，常在星期天去中国饭馆，也就在那里碰到刘伯承同志几次。记得我们那时特别爱吃辣子鸡下、炒肉片，都是中国风味。开饭馆的中国人真有办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到农村去搞到鸡、肉、蛋和大米、我们知道他早已是川军的将领，是把他当作前辈看待的。”

　　那时我国国内政局的动荡和苏共党内斗争的波动，对莫斯科城内的各派留学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的青年卷入到托洛茨基的涡流，有的青年投入到国民党右派的怀抱，有的青年远避“世俗”，飘流到英格兰、美利坚去找安乐的去处。刘伯承面对这种形势，总是以“大哥哥”的身份，阐明我党的原则立场，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揭露托派的真面目，尽力团结国民党和冯玉祥部的左派留学生，劝说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走革命的正道，争取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刘伯承的一言一行，对团结革命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些曾经徘徊的人变得坚定了。一些曾对我党有成见和隔阂的人，逐渐理解了我党的主张和政策，慢慢地靠拢到革命阵线一边。在苏联军事界的中国留学生中，大多数坚持信仰马列主义，坚持进行革命。他们陆续回国以后，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15.谁能相信，行伍出身的元帅是我党最早的编译科长，
　　而且是上海亭子间冒出来的翻译家。】

　　在今天繁华的大上海，谁也不会留意老租界上愚园路这一幢两层的小楼。在30年代，这儿曾是中共中央军委办公机关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座翻译所。

　　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和左权等经由满洲里秘密回国，到达上海。

　　上海是刘伯承比较熟悉的地方，远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就邀集两位少年时的同学到这里找革命党，找生活的出路，结果空手而归。1914年，他在四川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战败后遭到当局通缉，被迫流亡上海，曾生活在霞飞路一带。1925年间，他为寻找真理专程到上海考察，会见过当时党的负责人，随后便在四川加入了共产党。当他1926年再度重游上海外滩的时候，已经担负着四川军事暴动的领导重任。对于1927年冬天从上海登上苏联货轮的往事，他更是记忆犹新。

　　30年代初的上海，仍然是冒险家的乐园、白色恐怖下的世界。当时，我党的领导机关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一些同志因工作需要，被派往中央苏区。当时，苏区的斗争正处于极艰苦的时期，但苏区又是革命胜利的希望所在，所以，刘伯承非常渴望尽快奔赴苏区，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然而，党却交给他另一项重要任务——译书。此间，中共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集中力量组织从苏联归国的同志，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武装斗争准备教材。周恩来告诉他，译书同样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军事著作，以及体现上述思想的军事论著翻译过来，奉献给党内负责武装斗争的同志，以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是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作。

　　刘伯承是一位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共产党员，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担任了军委编译科长。就这样，多少年后在刘伯承的工作履历表上，清楚地记载着：“1930年—1931年，在上海军委任译书工作。”

　　刘伯承先居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两层楼房里。他化名“林直木”，取林中直木之意，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在亭子间开始了地下译员生活。刘伯承在愚园路的寓所，实际上成了我党最早的地下翻译所。

　　聚集在这个地下翻译所周围的，是一支翻译水平较高，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其成员大多由苏联学习回来，有一定军事专业知识和较深厚的俄文基础。如傅钟，早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专攻军队政治工作，对政治工作颇有研究。朱瑞于1927年夏天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又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是该校中国连的高材生。党必刚早年由冯玉祥部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各科成绩皆优，后在刘伯承的引导和帮助下积极靠拢党组织，被吸收参加了军事翻译工作。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刘伯承曾先后四次搬迁住处。然而，就是这样也经常遭到敌人的盯梢，地下译员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有一次，刘伯承按规定时间，往约定地点去接译稿。突然，他发现联系入党必刚被人盯梢，回避已经来不及了。他十分镇静地走上前，接过译稿，迅速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假封面，并以暗号告知对方：后面有“尾巴”。然后，他从容地走了一段路，满不在乎地倚在电线杆旁，翻看起译稿来。那条“尾巴”走过来瞟了一眼，见封面是一本“色情小说”，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径直往他处寻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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