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11)

一一一

　　十一月中旬，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我军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主力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乡村间游击敌人。杨秀峰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我率指挥机关活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十六天，我军民配合作战二十八次，歼敌六百余人，迫使敌人的“扫荡”中止，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均被我收复。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在此期间，鲁西北的聊城失陷，范筑先先生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中心区的态势。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向华北大举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我敌后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十一个师团，约二十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抵在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然首当其冲。”（《毛泽东选集》第四一一页）我冀南根据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三万余人，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消灭我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形势是严重的。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我们商定，“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力的时间，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从一月到三月，我冀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开始，我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而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多次取得战斗胜利，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凶焰。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途中遭我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屡遭阻击、伏击，半个月内未能接近县城。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被我全歼。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我夜袭，二百余人被歼。此后，敌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我军即转至敌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及守备部队。正太、津浦、平汉铁路屡遭我袭击，火车被炸毁，交通被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亦被击沉一艘，三十多名敌人毙命。

　　二月十日，陈赓、王新亭部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诱敌出笼。敌人钻进了“口袋”，激战八小时，我歼敌二百多人，缴炮四门、汽车九辆。次日，敌出动两千余人及汽车七十余辆，进行反扑，陈赓已率部安全转移。再后，敌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我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三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遂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我带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至五月间，完全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前后战斗达四百余次，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

　　这次反“扫荡”异常艰苦，依靠冀南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广大平原地区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意义非同寻常。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寇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仇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

　　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奉中央指示去山东工作。从此，便离开冀南，离开了一二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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