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10)

一一〇

　　鹿钟麟到来时，党中央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我们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并与鹿进行了初步的谈判。参加谈判的有我和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中心内容是双方应合作抗战；请鹿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等。鹿钟麟是杂牌军出身，新来乍到，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友好。他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等。但他有蒋介石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国民党“眼线”，身不由己，除了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以外，实质性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时，我们还想争取他，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我党北方局代表朱瑞，也来到冀南，会见了鹿钟麟。双方商定，趁迎接鹿的冀鲁两省头面人物都在，召开一次两省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推动抗日力量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是在南宫县城召开的，出席的有三十余人。朱瑞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分析了抗日的形势，阐明我党的抗战决心及统一战线政策，高度评价范筑先先生与八路军合作抗战的爱国行为，对“鹿主席”来到敌后抗战，表示热烈欢迎。范筑先及国民党代表韩梅岑、邵鸿基等，相继发言，均表示愿意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战。会议的气氛，比较融洽。

　　但不久，我们就发现，鹿钟麟、韩梅岑等人，当面说的好听，背地里却在搞鬼名堂。他们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拉了过去，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对抗。九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我驻姚屯的一个连进攻，杀害战士十多名，并包围枣强县城，叫嚣“撤换县长，驱走八路”。经我方强烈抗议，鹿被迫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我被俘人员。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十月底，鹿钟麟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的工作报告中，书写“鹿主席”时未抬头另行，有失尊敬为理由，提出撤换赵的县长职务。在此同时，他们还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造成我根据地内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

　　十一月中旬，日寇对冀南进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我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粉碎敌人“扫荡”后，日军放弃南宫。鹿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当即采取了反击措施：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保护”鹿主席，如国民党武装前来挑衅，迫不得已时即坚决回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回南宫办公，行使职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广泛动员群众，开会庆祝八路军收复南宫的胜利，掀起反对赵云祥解散新河群众抗日团体、反对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请愿运动；我各专区专员、县长、区长一律照常行使职权；各基干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袭等。鹿钟麟见大势不妙，南宫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枣强、冀县一带去了。

　　在枣强、冀县，鹿钟麟等人依靠反共武装势力，继续为非作歹，破坏抗战。他们任意解散抗战群众团体，杀害、活埋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横征暴敛，涂炭群众，拒绝与我党代表谈判，激起了公愤，各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请愿团，要求鹿钟麟停止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追查凶手。“驱鹿”的呼声，遍及冀南城乡。蒋介石为了给鹿钟麟壮胆打气，又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高树勋部要求开来冀南抗日。该部是西北军的，在张北抗战中有一定贡献，当时算爱国官兵。中央指示我们，应对石、高部采取欢迎的态度，使之“能与我亲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结石、高排挤八路军之企图，而使鹿陷于孤立，迫使鹿进步”。省委、行政主任公署和部队，在领导群众“驱鹿”的同时，积极进行迎接石、高部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大病，高烧十多天，身体虚弱不堪。十二月下旬，石、高部开来南宫。幸好伯承、小平同志均来到冀南，直接负起领导重任，我的担子就减轻了。分工由刘伯承、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邓小平、刘志坚则重点做石友三、高树勋的工作。小平同志去延安刚回来，带来了六中全会的精神，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要在部队和地方党中传达贯彻。与石友三部的联系，刘志坚出面多些。在这期间，石友三保持了中立，对我们有利，后来才向右转。鹿钟麟顽固不化，继续反共，弄得声名狼藉，于一九三九年春逃往冀西。

　　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很有意义。中央认为“获得了很大成绩”，“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的材料，因为这个区域是摩擦厉害的地方。”

　　§平原游击战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在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向冀中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种种迹象表明，“扫荡”冀南，亦是指顾间的事。根据总部和师部的指示精神，十月下旬，我们在南宫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我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已发营以上干部学习，起到了统一部队思想，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我读得很仔细，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预见事变进程的能力，由衷敬佩。

　　我们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以这两篇著作为指南，结合冀南的敌情、我力及地形、群众条件，着重解决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问题。在冀南平原作战，有利条件是：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对惨无人性的日寇极端仇恨，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军分散和周旋；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一次“扫荡”的时间，亦不会太久；我主力部队长于运动、夜袭、伏击，战术灵活多样，士气旺盛。不利条件则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援；城池坚固，被敌占领固守，我不易夺回；根据地刚刚形成，部队和群众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我们既要对付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国民党的破坏，处在两面应付的地位；一些隐藏的汉奸，尚未彻底清查出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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