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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战(2)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作为全军的先行,顶着烈日赶到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部队还没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敌人就恶狠狠地向我们发起了攻击。

  我们的对手是敌李默庵部十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了阻击。黄昏,在陆续参战的兄弟部队协同下,击溃了敌人一部。十二日,敌人重新组织进攻,多次逼近我前沿阵地。我们以手榴弹开路,冲进敌群与其厮杀,毙敌甚多,缴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数十枝,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

  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再战显然对我不利。十三日上午,方面军总部命令我们转移到七里坪地区,在柳林河东的酒醉山、悟仙山至古风岭一线占领阵地。我团防守在酒醉山附近的一条山梁上。

  八月十五日,天刚蒙蒙亮,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轰鸣声。我抬头一看,只见几架敌机从武汉方向飞来,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很快,一排又一排炸弹落了下来,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紧接着,敌陈继承纵队向我军的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

  又是一场苦战。

  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团阵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机枪手中挂彩的更多。敌人见我火力减弱,立即嗥叫着往上扑来。这时,只见一营长突然夺过一挺机枪,对着敌群就是一阵猛扫;全团的机枪、步枪也同时愤怒地吼叫起来,阵地前霎时织起了一道火网;一个被炸伤了腿的战士不能持枪射击,躺在地上还在向敌群扔着手榴弹。敌人被这暴风雨般的还击打蒙了,一堆又一堆地往山下滚去……

  中午,我军乘敌人再次仰攻之际,向敌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报仇!报仇!”的呐喊声中,战士们拔出大刀跃人敌群,与敌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斗。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声和变了音的厮杀声。血,在空中飞溅,在地上流淌,染红了我们的战衣,染红了岩石和茅草,连柳林河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

  两强相遇勇者胜,敌人顶不住了。我军乘胜推进了八里多,直插白马嘶河,占领了敌第二师指挥所。接着,又与敌二、三师血战通宵。后来因为敌卫立煌纵队在占领红安后,又北出进攻,对我形成了南北夹击,我军只得留十师掩护,主力转移到檀树岗一带。

  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激战,我军虽然杀伤敌军官兵五千多人,缴枪三千多枝,但由于没能给敌人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因而没有能够扭转战局,继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当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切都是张国焘给红军造成的灾难。如果不是他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对反“围剿”的毫无准备;如果不是他坚持“不停顿的进攻”,断然拒绝徐向前等同志关于集结主力休整待机的正确建议;如果不是他根本不懂初战对整个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性,以我疲劳之师仓促就精锐之敌,就不会使我军一开始就失去了措置裕如的能力,也不会在反“围剿”开始之际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我们在檀树岗进行短期休整后,随总部北上另寻战机。刚刚抵达新集以北,敌陈继承纵队的四个师又从西面赶来。我们在胡山寨一带迎头堵击,死打硬拼了五天,毙伤敌两千余人。与此同时,敌卫立煌纵队和张钫纵队已从南北两面向我侧后推进,与陈继承纵队构成了对我三面包围之势。方面军总部见处境危急,立即率全部主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这时,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已云集根据地内。我们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于敌手,我们也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严重的敌情使张国焘翘在天上的尾巴一下子夹了起来,他成天哭丧着脸,说什么:“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新集战斗以后,他慌忙连电向中央告急。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悉知鄂豫皖的斗争情况后,曾经电示张国焘,指出红四方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围剿”。但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去,不仅没有以此来挽救危局,反而完全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我们由金家寨至燕子河,经东西界岭南下,直趋英山县境,接着经新洲、八里湾等地,于十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在根据地内兜了一个大圈。十月八日,我们十二师与十师在河口以东地区又同敌一师、八十八师遭遇,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张国焘更加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立即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离开朝夕相伴的大别山,这对于我们来说,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为了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也许只好这样做了。我们迟早还要打回来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暗攥紧了双拳。

  傍晚,全团在四姑墩附近集合待命。我看着一张张残留着硝烟尘土的脸庞,看着他们衣服上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好半晌才说出话来:

  “同志们,我们要出发了。要说的就一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党指向哪,我们打到哪,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我们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从这天起,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上了西征三千里的悲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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