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一、苦战(2)

一、苦战(2)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作为全军的先行，顶着烈日赶到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部队还没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敌人就恶狠狠地向我们发起了攻击。

　　我们的对手是敌李默庵部十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了阻击。黄昏，在陆续参战的兄弟部队协同下，击溃了敌人一部。十二日，敌人重新组织进攻，多次逼近我前沿阵地。我们以手榴弹开路，冲进敌群与其厮杀，毙敌甚多，缴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数十枝，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

　　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再战显然对我不利。十三日上午，方面军总部命令我们转移到七里坪地区，在柳林河东的酒醉山、悟仙山至古风岭一线占领阵地。我团防守在酒醉山附近的一条山梁上。

　　八月十五日，天刚蒙蒙亮，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轰鸣声。我抬头一看，只见几架敌机从武汉方向飞来，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很快，一排又一排炸弹落了下来，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紧接着，敌陈继承纵队向我军的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

　　又是一场苦战。

　　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团阵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机枪手中挂彩的更多。敌人见我火力减弱，立即嗥叫着往上扑来。这时，只见一营长突然夺过一挺机枪，对着敌群就是一阵猛扫；全团的机枪、步枪也同时愤怒地吼叫起来，阵地前霎时织起了一道火网；一个被炸伤了腿的战士不能持枪射击，躺在地上还在向敌群扔着手榴弹。敌人被这暴风雨般的还击打蒙了，一堆又一堆地往山下滚去……

　　中午，我军乘敌人再次仰攻之际，向敌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报仇！报仇！”的呐喊声中，战士们拔出大刀跃人敌群，与敌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斗。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声和变了音的厮杀声。血，在空中飞溅，在地上流淌，染红了我们的战衣，染红了岩石和茅草，连柳林河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

　　两强相遇勇者胜，敌人顶不住了。我军乘胜推进了八里多，直插白马嘶河，占领了敌第二师指挥所。接着，又与敌二、三师血战通宵。后来因为敌卫立煌纵队在占领红安后，又北出进攻，对我形成了南北夹击，我军只得留十师掩护，主力转移到檀树岗一带。

　　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激战，我军虽然杀伤敌军官兵五千多人，缴枪三千多枝，但由于没能给敌人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因而没有能够扭转战局，继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当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切都是张国焘给红军造成的灾难。如果不是他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对反“围剿”的毫无准备；如果不是他坚持“不停顿的进攻”，断然拒绝徐向前等同志关于集结主力休整待机的正确建议；如果不是他根本不懂初战对整个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性，以我疲劳之师仓促就精锐之敌，就不会使我军一开始就失去了措置裕如的能力，也不会在反“围剿”开始之际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我们在檀树岗进行短期休整后，随总部北上另寻战机。刚刚抵达新集以北，敌陈继承纵队的四个师又从西面赶来。我们在胡山寨一带迎头堵击，死打硬拼了五天，毙伤敌两千余人。与此同时，敌卫立煌纵队和张钫纵队已从南北两面向我侧后推进，与陈继承纵队构成了对我三面包围之势。方面军总部见处境危急，立即率全部主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这时，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已云集根据地内。我们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于敌手，我们也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严重的敌情使张国焘翘在天上的尾巴一下子夹了起来，他成天哭丧着脸，说什么：“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新集战斗以后，他慌忙连电向中央告急。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悉知鄂豫皖的斗争情况后，曾经电示张国焘，指出红四方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围剿”。但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去，不仅没有以此来挽救危局，反而完全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我们由金家寨至燕子河，经东西界岭南下，直趋英山县境，接着经新洲、八里湾等地，于十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在根据地内兜了一个大圈。十月八日，我们十二师与十师在河口以东地区又同敌一师、八十八师遭遇，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张国焘更加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立即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离开朝夕相伴的大别山，这对于我们来说，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为了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也许只好这样做了。我们迟早还要打回来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暗攥紧了双拳。

　　傍晚，全团在四姑墩附近集合待命。我看着一张张残留着硝烟尘土的脸庞，看着他们衣服上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好半晌才说出话来：

　　“同志们，我们要出发了。要说的就一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党指向哪，我们打到哪，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我们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从这天起，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上了西征三千里的悲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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