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二、西征路上

二、西征路上(1)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夜，我们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线。

　　京汉铁路以西一直是我军的游击区，这里不仅有桐柏山、大洪山的有利地形，还可以同鄂中地区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互策应。我们若是立足于此，在内线斗争的配合下，仍有可能挽救反“围剿”斗争免于最后失败。如果这样，大别山的英勇斗争史就应该是另外一种风貌。然而，张国焘不可能这样想，也不可能这样做。鄂豫皖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正是张国焘机会主义统治建立以来的各项错误的总暴露，也是他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的道路，常常就因这些来自内部的绊脚石而更为坎坷不平，倍加艰辛。

　　敌人很快发现了我军的去向，又紧紧撵了上来。六月十九日拂晓，我军刚刚抵达枣阳南面的新集一带，四面就响起了枪声。根据师部指示，我令一营立即抢占大坡岭准备迎敌，二、三营休息待机。

　　大坡岭山高四百多米，山峰陡峭，怪石林立，路窄坡险，敌兵力无法展开，十分有利于我军阻击。我们以三个营的兵力交替防御，足以打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战斗的发展却超出了我的意料。二十日清晨，我团东侧的乌龙观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人，并以迅猛动作突然扑向大坡岭一营阵地。一营猝不及防，伤亡很大，不得不撤了下来。乌龙观、大坡岭相继失守，使我军右翼观门山、吴家集等阵地受到了严重威胁。我急得满头是汗，一连串的问号在脑海中翻腾着。怎么回事？乌龙观是哪个部队防守的？敌人怎么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这个最高的山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等我找出答案，徐向前、陈昌浩同志骑马来到了团部。

　　陈昌浩一下马，就舞动着马鞭，对我大声训斥起来。从他的话语中，我渐渐听出了眉目。昨晚，方面军总部曾令我们十二师占领乌龙观至大坡岭一线阵地，但我们接到的师部命令只是占领大坡岭，可能哪个部队没有按时赶到，贻误了战机，给敌以可乘之隙。尽管我们没有责任，但战局的危急使我觉得没有分辩的必要，只是捺着性子听着。

　　徐向前同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总是比较冷静的。他用手比画着向我们介绍了敌情：敌人正以三十四旅、八十三师在右，全力进攻我宋家集至吴家集阵地；以十师在左，依托乌龙观有利地形向观门山猛攻，企图左右钳击我军于新集以西地区。现在，乌龙观、大坡岭阵地关系到全局安危，必须坚决夺回。

　　我点了点头，立即接上说：“明白了，夺不回阵地，我提头来见！”

　　三个营长都在焦急地期待着任务。由于一营减员较多，我把目光转向了二营长吴世安。他领会了我的意思，立即拔出驳壳枪，带领全营冲了上去。

　　经过一场酷战，二营终于夺回了大坡岭，并站稳了脚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保证了我军主力的安全。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两位连长英勇牺牲，几十位同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二十一日，战局继续恶化。依托沙河前堵之敌刘茂恩六十五师和冯鹏翥六十七师已进入预定地点；紧逼于后的敌李默庵十师和肖之楚四十四师向我大坡岭、观门山轮番进攻；侧后之敌范石生五十一师向我步步进逼；平行追击之敌胡宗南第一师也匆匆赶至，与当面之敌对我形成了合围之势，以实现其“一举歼灭红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狂妄计划。

　　值此危急之际，方面军总部果断放弃了歼敌一路的作战计划，率领全军连夜向西北转移。我们团担任后卫，掩护全军撤退，并协助有关部门安置伤员。

　　翌日上午，方面军主力到达枣阳附近的土桥铺地区，又遇敌六十五、六十七两师据守沙河迎头堵击，敌第一师、五十一师亦从两侧杀来。我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激战一日，终于将敌击退。入夜，全军胜利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前进。

　　新集和土桥铺两仗，是我军转移外线后进行的两次重大战斗。虽然歼敌三千余人，打击了敌人猖狂追击的嚣张气焰，自己也付出了伤亡上千的重大代价。因为两仗均是在张国焘造成的十分被动局面下仓促应战，未能予敌以歼灭性打击，所以还是没能扭转对我极其不利的局面。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转眼已是深秋了。我们出鄂豫皖后一直穿着夏衣，携带的粮食也快吃完了，解决饥寒交迫已成燃眉之急。而我们所经的新野、邓县、淅川地区，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旱涝虫灾，到处是一片荒芜，村庄变成了废墟，田野里长满了蒿草，听不见鸡啼犬吠，看不到人迹炊烟。有些日子，部队只能靠山果、野菜充饥。这一切给我们的行军、宿营、筹集粮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一天傍晚，我们总算走到个有人的小集镇。本想在这里得到一些物资上的补充，但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我们接近。任战士们冒雨站在门外说上多少道理，他们总是默默地听着，就是不答腔。后勤的同志把银元敲得“叮哨”响，也没能买回一颗粮食。这时，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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