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一、苦战

一、苦战(1)

　　一九三二年，这是大别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年初，蒋介石在扼杀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运动以后，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五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六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七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已喧嚣人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三路大军开始向我进犯，其中除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大别山正面临着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而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却还陶醉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他到处鼓吹国民党已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继续推行“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方针，没有组织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那样：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对于当前的敌情，我们这些团的领导干部也搞不清楚，只能是按照上级的命令：进攻！出击！战斗！

　　潢光战役以后，我们师再次出击京汉线，先打下了国民党达官贵人和外国阔佬的避暑胜地鸡公山，继而转师围攻麻城，接着又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仗打到八月初，我们又参加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这次方面军总部以十、十一、七十三师担任攻城任务，我们十二师在料棚地区作翼侧掩护。

　　八月的大别山并不比平原上凉爽。这天早晨，火红的太阳刚刚露脸，阵地上就蒸腾起炙人的热浪。由于没有敌情，战士们都在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小憩。我也找了块树阴坐下，刚刚点起了一袋烟，一营长笑嘻嘻地凑了上来。“团长，嘿嘿……”

　　看他那副神情，我知道这个“烟鬼”准是又断顿了，顺手把烟袋递给了他。一营长动作麻利地装好烟，点上火，猛吸了几口，然后压低了嗓门说：

　　“团长，近来我总觉得仗打得不对劲？”“什么？”我一下子没听清，追问了一句。“你想想，麻城这根骨头啃了两次，啃也啃不动，丢

　　也丢不开，把部队拖成了什么样？听说国民党又‘剿’来了，这样下去咋行？……”

　　一营长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是的，从黄安战役以来，我们已经连续打了八个多月。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我们深信自己的战士能够经得住各种磨炼，但是，疲惫之师往往是很难打出好仗的呀！想到这里我不由点了点头，拿起烟锅大口大口地猛吸起来。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接到了开赴红安的紧急命令。原来，当我们在麻城“啃骨头”的时候，敌人已开始了大举进攻。北线陈继承等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东线徐庭瑶等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及淖河一带；西线卫立煌等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均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蒋介石见其各路均未遭到有力反击，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八月七日下令总攻。并限担任主攻的陈继承纵队于十四日前占领七里坪，卫立煌纵队同时进抵河口一带，扑向红安。这时，如果我军及时转移到对我有利的地点，利用敌人盲动冒进、战线较长的弱点，选其一路予以歼灭，实行各个击破，完全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张国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决定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着着出错。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他慌忙撤掉了对麻城的包围，命我主力星夜匆匆赶向红安与敌决战，反“围剿”的序幕就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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