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自序：我的军人生涯(3)

自序：我的军人生涯(3)

　　三

　　西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过涪江，跨岷江，前锋直达松潘、懋功（现名小金），意在摆脱不利处境，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消息传来，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奔走相告，期待着一个新的革命局面的开始。令人愤慨的是，事与愿违，衅起萧墙，张国焘出于卑鄙政治野心，一再违拒中央决定，公开挑拨两军关系，百般阻挠红军北上，致使我军坐失乘敌之虚向北发展之良机，不得不涉险穿越草地。

　　草地茫茫，大军穿越，其艰其苦，无须赘述。值得提一提的是我军在出草地之后的包座之战。

　　包座，为我军北上必经之地，守敌是胡宗南部四十九师。据说这个部队曾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还是颇能打仗的。然而，这次却甘忍外侮，同室操戈，当上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打手。我四军与三十军受领任务后，突袭该敌，鏖战两天两夜，最后拼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砍光。这是我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的第一个仗，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至今记忆犹新。

　　部队过了草地以后，发生了一件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大事。张国焘又一次跳出来发难，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最近，看到一本他写的回忆录，书中仍在为己涂脂抹粉，极力推卸历史责任。其实，这都是欲盖弥彰，徒费心机。张国焘这个人道德品质不好，喜欢出风头，说大话，摆架子，耍军阀，领导作风简单粗暴，独断专行。打仗没什本事，搞阴谋是个里手。红四方面军几遭重挫，都是他在从中作祟。历史是面无情的镜子。早在鄂豫皖时，他就以“党的化身”、“老革命家”自居，并以此张本，大搞宗派活动，顺者昌，逆者亡，竭力树立个人威信；进了川陕，他强化军阀主义个人统治，取消党的集体领导，经营独立王国，多次违抗中央指令；懋功会师后，他更有恃无恐，伸手要权要官，妄图变红四方面军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威逼中央；目的未达，又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哪里还有一点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动，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实为千古罪人。他被人民所唾弃，是理所应当，毫不足惜的。但是，他从反面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认真记取。

　　作为共产党人，从政不要有野心，从军不要争兵权，应该自甘为人民的公仆和党的一个兵。张国焘篡党篡军，落了个变节投敌，堕落为国民党特务；林彪搞政变，落了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四人帮”想夺天下，落了个身陷囹圄，遗臭万年。野心家从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张国焘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可见孤立已极。

　　张国焘之所以能得逞一时，是利用了当时方面军广大干部理论水平较低的状况，得以大售其奸，这个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一个军人，军事头脑理当必备，政治头脑也不可缺。政治上稀里糊涂，难免上当受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害死人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如果抓枪杆子的人不懂马列，不懂毛泽东思想，不懂党的方针政策，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时时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力争做到大事不糊涂。这样，才能永远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九月中旬，在张国焘的欺骗下，我们再过草地，开始了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十月上旬，我们四军强渡大金川，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中旬，攻占金汤镇、再下天全城，把刘湘的王牌——“模范师”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此时，敌主力业已集中，敌优我劣态势日趋严重。张国焘却无视现实，仍令全军向川西平原发展，致使我军在百丈地区与敌苦战七天七夜，伤亡近万，元气大伤。事实证明，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完全正确。

　　十二月初，我们四军出击荥经，薛岳打来了。在如何据峡口御敌的问题上，我同方面军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摆一个团就够了。我感到兵力不够，再三力辩，未被采纳，只好服从。战斗打响后，薛岳集中了九个团，把我们这个团打垮了。

　　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绝无仅有的耻辱。给我震动极大，教训甚深。祸莫大于轻敌。峡口失利，正是那种大少爷指挥作风所致的恶果。多少年来，我每每告诫自己，任何作战决心都要先思后至，防患未然，万万不能独尊自大，一厢情愿。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对指挥正确与否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不打则已，既打则要力争全胜。谁打了败仗，还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自慰，谁就是最没出息的指挥员。

　　南下碰壁后，张国焘仍不思悔改，执意把我军拉向甘、青、新等边陲地区。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部队向西康进发，接连翻越夹金、党岭两座雪山。接着，连克道孚、炉霍、瞻化，占领西康东北重镇甘孜。而后，我人甘孜红军大学集训。结业后，就任刚刚组建的骑兵部队司令。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其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过草地。我们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担负着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动土司武装，打国民党骑兵。打来打去，三千多骑兵，打到甘南的渭县只剩下二百多人。

　　长征中、我们三过草地，数攀雪山，战斗频繁，衣单粮缺，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全军上下，情若兄弟，分甘共苦，毫无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饭分着吃，有烟轮着抽。没有人因为没有提干，没有入党，哭鼻子，闹意见。长征使我体会到，作为带兵的人，越是条件艰苦，越要爱护部队。团结出战斗力，哪个部队尊干爱兵蔚然成风，哪个部队就是一个铁拳。不爱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爱兵根本不配当将军。

　　长征还告诉我们，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会在黑暗中迷途，摔跤。红四方面军几经曲折，最后才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主席对我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敬意。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而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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