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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的军人生涯(2)


  二

  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遣嫡系,纠集重兵,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而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张国焘,沉湎于已得胜利,盲目轻敌,不作准备,指手画脚瞎指挥。在其命令下,我团随全师再出京汉线,攻打鸡公山,两次围麻城,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四处出击,车殆马烦,连续作战达数月之久。当敌情日益严重时,张国焘又慌了手脚,战略方针连连出错,以我疲劳之师仓猝就精锐之敌。我军虽经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河口等处浴血苦战,予敌沉重打击,但终未能够打破“围剿”,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仍觉心有余悻。鄂豫皖斗争的失败,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张国焘难逃历史责任。我以为,作为一个地区的高级领导者,万万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张国焘只见局部小胜,不察全局安危,根本不懂得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顺利时冒险,被动时失措,紧急时拼命,退却时逃跑。我军受如此机会主义者的严重干扰,岂有不挫之理。

  一九三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我们出湖北,过河南,入陕西,抵四川;两次越秦岭,破冰涉汉水,冒雪翻巴山。我团时而前锋,时而后卫。一路上,草行露宿,荆棘载途,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加上敌人对我围追堵击,险情迭出,方面军数次身陷绝境。在徐向前等同志领导之下,全军上下患难同心,英勇奋战,终究摆脱重围,化险为夷,为以后的斗争保存了一万五千人的战斗骨干。

  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大流动”,备感根据地重要。西征以来,部队犹如龙困沙滩,虎落平阳,受尽了窝囊气,打够了被动仗。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的切肤之痛就在于此。

  四川人民饱受军阀欺凌,迫切要求革命,只要有火种,遍地干柴就会燃起燎原烈火。早在一九二六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我军抵达以后,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四川军阀们正在成都、内江一带混战。方面军总部审时度势,顺应军心民情,作出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从此,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发展壮大的新阶段。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我军迅速占领通、南、巴,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在川北站稳了脚跟。这年七月,部队扩大了,我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我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接下去,打仪陇,打南部,打营山,打宣汉,过关斩将,连克数城。短短两个半月,我方面军各部共歼敌两万,缴枪万余,根据地得到猛烈扩张,方面军也发展到八万余人,形成了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带的兵多了,打的仗大了,对指挥员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战中,我逐步跳出了猛打猛冲的小圈子,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提高自己带兵打仗的本领。只有把局部与全局、战术与战略、目前与将来紧密联系起来的指挥员,方可堪称大智大勇,鲁莽的军事家是不足仿效的。

  战争还告诉我们,兵无常势,战无定规。拘泥于“老套套”,满足于老经验,不足为取。在鄂豫皖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常常以进攻为主,在进攻中求发展。到川陕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四川军阀部队众多,地形熟悉。虽说彼此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反共上却是一致的。我军新来乍到,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终不像在鄂豫皖那样,土生土长,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这些不同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如果我们只知主动出击,不知积极防御,势必要吃亏碰壁。

  反三路围攻时,方面军察情观态,提出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强我弱、优劣悬殊之时,先避不利决战,保存军力,疲惫敌人;拖到敌竭我盈,即集中主力,进行有利决战,毕全功于一役。此举经实战检验,颇见成效。其实,道理很简单。打人时,拳头直来直去,总不如收回再出有力。在后来的反六路围攻中,“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日臻完善,在我军的战略战术经典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川大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空全省之兵,集结二十余万人马,分兵六路,对我发动了长达十一个月的大规模围攻。方面军不为敌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前所未有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避其锐气,击其疲惫,有顶有放,先防后攻,最后大获全胜。当时,我率九军二十五师,坚守万源以南的大面山阵地。刘湘在这里掏出了积蓄二十年的老本,集中精华,孤注一掷,以求一逞。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抱着横竖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志,凭险固守,浴血苦战,先后顶住了数万敌军的轮番进攻。待敌再而衰,三而竭,我军立即转入“最精彩、最活跃”的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麻之捷,横扫了四川六路军阀。

  就我参加过的坚守防御而言,大面山一战,规模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前些日子,我到了川北的通南巴和其他几个县。虽然河山已改,面目一新,但当年的战场仍依稀可辨,战斗情景又历历在目。站在今天看昨天,是有不少经验体会值得总结的。坚守防御,重在一个守字。守住一点不走,这是敌人最头痛的。部队特别是干部,首先要有寸土不让拼命顶的决心和人在阵地在、绝不后退一步的气魄。在紧要关头要咬住牙,我困难,敌人更困难,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之中。

  大面山打得好,还因为部队觉悟高,纪律严,士气旺,作风硬。那时,我们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人人眼睛都朝前看,向冲在前面的同志看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不消灭敌人不回头。反六路围攻胜利后,我调至四军任军长。而后,部队北进陕南,攻克宁强县,占领阳平关,进逼汉中城。接下去又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打得四川大小军阀焦头烂额,防不胜防。记得那时有首歌:

  “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

  这首歌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了杨森(羊子)、田颂尧(冬瓜)、邓锡侯(猴子)、李家钰(矮子),刘湘等人的窘相丑容,至今想来,仍然忍俊不禁。

  张国焘这人很“特别”,我们明明胜利了,他却看成是失败。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他认为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红军待不下去了,说什么:“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并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他在后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自行由东到西收摊子,把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一锅端到了嘉陵江西。我们为之奋斗两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其轻易葬送了。我军又陷进退失据的困境,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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