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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的军人生涯(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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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七月八日,我党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红四方面军大部编人一二九师。我先在抗大任校务部副部长,后随朱总司令上了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晋冀两省的大部分城市。我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利用太行山,五台山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四出游击,陆续收复了被敌占领的十几个城镇,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同年十二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一二九师师直和三八六旅等进军冀南,我当时在三八六旅任副旅长。 由阶级斗争上升为民族斗争,是一个重大转折,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新的考验。当时,有些人只闻日军长驱直入,不见抗日烈火燎原,终日长吁短叹,说什么日军“不可战胜”;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不抗日,还到处制造摩擦。对此,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火。过去,我们打过地主武装,打过红枪会、大刀会,打过土匪、流寇、散兵,打过杂牌部队,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得出了一条经验:仗靠人打,路靠人走。侵略军为不义之师,我就不信什么“不可战胜”! 一九三九年初,日军纠集三万多人,分兵十一路,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杀我平民,烧我村庄,奸我姐妹,毁我家园,无恶不作,暴戾恣睢。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挫敌凶焰,陈赓旅长和我们分析了敌人的骄傲情绪和逢挫必要报复的规律,决定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调敌就范,诱伏日军。二月七、八、九三日,我旅以一部连袭威县、曲周等城,致使敌恼羞成怒,组成快速部队,由一个大队长带队,向我“扫荡”而来。十日中午,日军果然中我圈套,全部进入我旅预设阵地的香城固一带。我们立即于四面发起攻击。前后仅八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擒八人,缴获其全部装备。这一仗,大长我志气,大灭敌威风,戳穿了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使那些摇头的、叹气的、说风凉话的人瞠目结舌。 面对强敌,首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一抓住战机,就狠狠敲他一下,猛打善打,打则必胜,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以后再交手,敌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怯。世上没有打不得的兵,只有打不得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反之,你越避他,他越猖狂。如果我们顶不住,不敢打,不敢拼,遇敌绕着走,不要几回,本来硬的部队就会变软,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香城固一战的意义和影响,大部在此。 一九三九年秋,我调华北党校学习。不久,赴山东任山东纵队三旅旅长,同日伪顽战斗在渤海之滨,战斗在黄河人海处,战斗在清河两岸。 一九四一年春,我奉命带清河分区独立团至胶东,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胶东第五旅和第五支队,组织反投降派的斗争。 胶东的投降派、顽固派,有大小二三十个司令,共约五万人。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山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后来,居然一手拿着太阳旗,一手拿着青天白日旗,公开组织“反八联军”,勾结日伪残害百姓,对我实行军事进攻。对这些死心塌地的投降派,不打不足以克服投降危机,不打不能使我军全力对日作战,不打不利于抗日形势的顺利发展。此役我从胶东的牙山打起,而后居高临下向南横扫。在五个月中,接连打垮蔡晋康、苗占魁、秦玉堂、郑维屏、安庭赓、赵汉卿、陈煜等十多个投降派“司令”,使胶东抗日斗争的形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战役结束后,我即回山东纵队,任纵队参谋长。一九四二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我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不久,为统一胶东地区各部指挥,决定成立胶东军区。我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我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全面负责一个地区的军事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刚刚走马上任,敌在大战犯冈村宁次的亲自策划下,发起了“拉网合围”的冬季大“扫荡”。这次“扫荡”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手段之毒,均为过去少见。两万日伪军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无村不搜,无山不梳,无林不篦;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清山洞,无所不用其极。斗争残酷,方显战士本色。我们利用人亲地熟,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围。抄敌后,袭据点,破公路,断交通,夺粮草,烧仓库,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年底收兵回窜。 此后,敌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对我实行“蚕食”、“囚笼”政策,频频占地掠边,加强伪化活动。胶东投降派坐收渔利,乘势扩张,内外夹击我军。 寇能往,我亦能往。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采用“翻边战术”,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反摩擦,变守为攻,主动出击。仅一九四三年一年,作战达九百七十五次,占敌据点二十余处,歼敌一万多人。敌之封锁蚕食阴谋,被我打得稀烂。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胶东部队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一个月中,克水道,收文登,占荣城,逼威海,横扫敌据点一百三十余处,歼日伪军五千余人。威震胶东,称雄四海(胶东的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四个专区)。胶东这把刺刀,越磨越利,越战越坚! 在胶东,赵保原为大小投降派之首。此人出身土匪,反复无常,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公开投敌,随日军入胶东后,一度“反正”。羽翼丰满之后,他毁弃抗日招牌,再次充当日军鹰犬,鱼肉百姓,祸害胶东,顽固与我为敌。几年来,该敌虽遭我军多次打击,但均未能全歼其主力,捣毁其老巢,仍为山东全境最大的汉奸武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讨伐赵保原,势在必行。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定下早打、快打、狠打之决策,发起讨赵战役。三月十一日至十九日,我军首克万第,再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大获全胜。战斗中,赵保原漏网而逃,一九四六年被我击毙于胶县,枭首示众。中国有句老话:报应之来,迟早不爽。此语颇有见地。 回顾在胶东的斗争,深感“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群众,我军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能生存。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无论是在鄂豫皖,在川陕,还是在胶东,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当向导、递情报、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运给养,贡献最大,牺牲最大。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的史家、作家们大书特书。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中日两国也已干戈化玉帛,一笑泯恩仇。但是,历史无情,需引为鉴;旧恶可不计,温故重当今。我们希望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睦邻相处,子子孙孙友好相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容逆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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