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录自序：我的军人生涯

自序：我的军人生涯(1)

　　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

　　我作为党的一个兵，已经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军人生涯。

　　为了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斗争生活，使我们的后代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这首先要求我们这些撰写回忆录的老同志，要有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主要经历，为读者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一

　　我的老家在湖北麻城的乘马岗区许家洼（现属河南新县）。自古以来，河南和湖北为兵家用武之地。从我记事起，军阀连年混战，你打他，他打你，闹得乌烟瘴气，哀鸿遍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贫苦农民“一年到头忙，还是精打光”，卖儿鬻女，颠沛流离，终年不得温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一九二六年，大别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乡农民捉豪绅，杀土劣，抗租税，砸烟馆，捣当铺，分钱粮，把那些穿马褂的老爷们统统打翻在地。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粪的当上了大委员。穷弟兄们一个个争先恐后，要打出个自己的天下。革命是这样的解恨，这样的红火。不干革命干什么！

　　为了保卫革命果实，我们这些“泥腿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于我学过少林武功，还懂得一点军事知识，被选为乘马岗六乡的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从这时起，我这一辈子就同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支农民武装号称拥兵数千，但经常作战的只有二三十人，称作炮队。平时发现有敌来犯，只要鸣土炮报警，就会四方呼应，八面来兵，连妇女和小孩也拿着木棒、竹竿，菜刀，赶来“呵嗬！呵嗬！”地呐喊助威。那时的武器是十分简陋的，除了我们炮队有几支钢枪以外，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梭镖是主要作战武器。尽管如此，也能够对付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和进攻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叛变了，我们党内也有人跟着瞎嚷嚷：“你们以前闹错了！”尽管我们说不出多少革命大道理，但认准了一个理：不打不能安身，不打没有出路！

　　不久，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我们这里。这年十一月，在湖北省委和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南麓燃起了武装起义的革命烈火。这是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起义失败后，党领导一部分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我们乘马区有不少同志则留在本地继续坚持着斗争。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对于我和炮队的战友们来说，也面临着关连身家性命的抉择。

　　一年多来，我们这些世代为牛马的农民，腰杆直了，说话粗了，去县衙门里可以大摇大摆，有钱人见了点头哈腰，这还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枪杆子。放下枪杆子无疑是纵狼人室，自引杀戮。

　　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下去，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但是，与其等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人死算什么？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老爷”、“大人”们发善心，施仁政，这些统统靠不住。靠得住的是自己，是斗争，是枪杆子。我们来自民众，为了民众，与其鱼水相依患难与共；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可以利用地形任意回旋；加上与我为敌的土豪劣绅死的死，逃的逃，反动势力较小，坚持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据此，我们横下一条心，豁上一身剐，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打起了游击。

　　一九二八年春，起义军重返黄麻，我们这支游击队即与他们会合。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从此，我开始了在军队的漫长生涯。

　　我们那时的斗争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常常靠葛根，毛栗、杨桃、山果、竹笋充饥果腹。长期吃这些东西，两腿发软，浑身没劲。但战斗却十分频繁，今天围个寨子，明天打个埋伏，后天再来个昼夜百八十里的急行军，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拼杀几回。尽管这样，大家并没有怨言，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当孬种。那时，党的领导很坚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风气正，纪律严，团结好。大家常说：我们为了革命走到一起，虽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这些，都是我们红军队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这段时间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游击战。我们的装备给养大都是取之于战，求之于民。军事理论有不少则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战术上也不太讲究，一般都是见机行事，“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然，也有死打硬拼的时候。记得我们后来曾经打过一个叫大山寨的地方。这个寨子是光山西南（现属河南新县）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反动的一个，处处与我们作对，不打不足以除心头之患。大山寨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之上，青石垒寨，墙坚沟深，易守难攻。我当时是攻寨的敢死队队长，看准了守敌枪少弹缺，带着队员们硬是往上冲。敌仗居高临下，扔石头，浇开水，砸尿壶，泼大便，把我们打了下来。接着，我们顶着桌子，裹着被子，舞着大刀再往上冲。在这次战斗中，我被敌人从寨墙上一杠子打了下来，连伤带摔昏迷了两天两夜。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很舒坦，就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就是幸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当了五次敢死队长，带了六七次彩。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挂了彩一般都是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就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打仗用上了飞机、大炮、坦克，用上了导弹，激光，核武器，像当年这些近于冷兵器的作战方式，是显得太简单，太平凡了。不过，这些正是我们人民军队的起家之本。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我年轻时去武汉，第一次看到了长江，感到真了不得，家乡的小河小溪相形见绌了。其实，那时还不懂得，正是小河小溪才汇成了滚滚洪流。没有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就没有后来的运动战、阵地战，也不会有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总觉得外国这也好，那也好，别忘了自己也有传家宝，也有拿手好戏。

　　仗越打越大，部队也越打越强。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连续粉碎了敌人“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了自己，不仅能消灭敌人杂牌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而且能够成连成团地消灭敌人的正规军。一九三〇年四月，我们红三十一师和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我们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红一师。我在红一师一团任连长。

　　这段时期我们打得仗相当多。打过杨家寨，打过杨平口，打过孝感花园，打过云梦县城，打过光山、罗山，还打过新洲、金家寨、六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围剿”。

　　一九三一年元月，我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奉中央之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在第十师二十八团任营长。此后，我军主动出击，飘忽自主，克新集，袭柳林，出击京汉线，大战双桥镇，生擒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获得了鄂豫皖红军诞生以来进攻作战的空前大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部队再次扩编。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我在十二师三十四团任团长。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已发展成拥有三万余人的雄师劲旅，对“围城打援”等战略战术，也已经驾驭自如，运用娴熟。紧接着，方面军连续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活捉赵冠英，痛打汤恩伯，生擒厉式鼎，严惩陈调元，重创张钫，连战皆捷，声威大振。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斗争达到了极盛时期。

　　在这短短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的士兵当班长，当排长，直至当了团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有了，你是共产党员，不干不行。从战士到团长，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几次，算也算不清。从当战士打到当干部，我逐步学会了带兵打仗的本事。我们的指挥员都应该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年轻干部更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际锻炼。因为，战争不是儿戏，有无经验，在战场上完全是两回事。

　　有人说，官好当，兵难带，我看是官难当，兵好带，难还是难在干部。过去我们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兵好兵孬看干部。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的战斗作风，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靠好指挥员带出来的。现在，部队的成分有了变化，学生兵多了，文化水平高了，如何在和平环境中带出过硬的队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干部重视和研究的课题。部队是要打仗的，军人既要流汗又要流血，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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