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56)_朱亚民

五六

　　湖心寺位于运河的西岸，是一所很大的古刹，树木成荫，花草丛生，环境清静优雅，这在苏北来说是很少见的。宋庆龄支援我们的和平医院，就设在这里。这里的条件好多了。但一架爱克司光机还放在淮阴。我在和平医院又开了一次刀，伤口慢慢地好转起来。那时，我一直要求归队。因为伤口快要收口，组织上就同意了，并且对我说，谭启龙同志的爱人小严要到部队去，等她车子来了一起走。这样我就出院来到了淮阴华中局招待所等她。我住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小严的影子，就去询问。他们说小严已经走了。我坚持要领导想办法送我回部队。他们就做我的工作，说服我，并安排我在淮阴住下。组织上给我派来了通讯员龚守财同志，照料我的生活。后来他一直跟着我到了胶东。

　　那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和平已经确定，中央要搬到两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唱对台戏；还有的说，部队要整编，编余下来的组织屯垦师，伤员要复员回乡；后来又听说情况变化，中央不迁移到两淮来了。为了保存干部，华中局成立了高干疗养院。我也转移到了高干疗养院。原浙东三北办事处主任金如山、胡奇夫妇在这里负责。

　　高干疗养院设在淮阴和淮安中间的农村，总共约20人，都分头住在老百姓家里，伙食标准较高，有时还能吃到一些海参、开洋之类的补品，生活上又有通讯员照料，日子过得不差，伤口也收了口。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上级决定疗养院北撤。村政府给我派来了担架，抬着我朝临沂方向一路追上去。

　　给我抬担架的民夫年纪较大，因为年轻力壮的都先派走了。我看他们走路艰难的样子，实在不忍心，要下来自己走。但他们怎么也不同意，说你是为穷人负的伤，抬你是应该的。这样一直抬到了前站，可是前站接待的人也都走光了。怎么办呢？这两个民夫真好，他们又接着送我一站。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要下来走。开始走一阵还可以，但路一走长，拐棍把腋下皮磨破了。民夫发现我腋下在流血，看到我这个样子，再也不让我走了，决心一直送我找到高干疗养院为止。这两位民夫的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直到今日还深深地打动着我。

　　在撤退途中，我还碰上两副落伍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叫王一凡，一个叫舒诺。他们都有警卫员，又有东西吃，一路上我们三副担架同行。他们很同情我，生活上还主动照顾我。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有肺病，因为我的抵抗力好，所以没有被传染上。

　　当担架抬到接近临沂时，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说，我儿子建华的板闸托儿所流动到了废黄河边上，无人照顾，看样子托儿所要撤销，有家的归家，无家的归“庙”，要我到那里去领。我就叫通讯员去打听，可是这个通讯员出去转了一转，就回来对我说没有找到。

　　担架一直到了临沂东北莒南附近的道口，终于找到了高干疗养院。我才与抬我的两位民夫依依不舍地分手。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姜杰也来疗养了，就与老姜住在一起，生活上更有照顾。老姜买点东西，总要分一些给我。我见他身体很虚弱，也不忍心，常常婉言谢绝，但总是推却不掉。

　　那时，张席珍同志正在日照抗大学习，他知道我已到山东解放区，于是骑了一匹马，一路上寻找过来。跑了200多里路，终于在道口找到了我。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他拿出身边的全部积蓄，给我买了两只老母鸡。他见我这个样子也很难过，其实我的真正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还可以单独走走，精神上已好多了。张席珍同志拿出一只我在支队部用的私章，交还给我，我说你留着吧，作个纪念。因为张席珍同志要学习，第二天就回去了。想不到这次与他分别竟是诀别。1948年4月，在豫东睢杞战役中，张席珍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被国民党飞机机枪扫射身亡，光荣牺牲。张席珍同志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噩耗传来，我为失去这个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悲痛欲绝，党与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

　　这时，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建华在新安旅行团。没过几天，我爱人潘兰珍找到孩子后，给我送来了。兰珍从香港到上海，就回到了常州老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1945年3月，我要她来浦西参加革命，在观音堂做地方工作。她也把当时五岁的建华带到了部队。刚来部队二三个月，我在上海七宝负伤，我们又分离了。我由组织安排到上海养伤，她就带着孩子随军到苏北解放区，一面照顾孩子，一面在前线抢救伤员。那时候革命第一，前线第一，根本就没有把孩子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后来交给了部队托儿所。她把孩子找到时，建华身上一身虱子，送给我之后，说前线紧张，转身就赶回部队去了。

　　临沂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睡的床只有个木头架子，中间用绳子一穿就成了，吃的是些土瓜叶包的饺子和杂粮做的煎饼，用水也很困难。我们疗养院有伙食单位，可以自己烧菜，在那里我还吃到了很好吃的山东大白菜。

　　不久，形势紧张起来了，又继续北撤，过青州到了胶东。这时，高干疗养院的队伍不断扩大，还有家属孩子。疗养院里绝大多数干部都有马。我是从上海来的，没有这些装备。因为姜杰同志先走，把马与饲养员都留给了我，所以我的队伍也扩大了，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与孩子，还有通讯员、饲养员。

　　我们住在胶东牙前村里的时候，有一批救济物资，有单位的干部都由单位派人送来。当时老姜还在，一定要优待我，我也不忍要他的东西，经再三谦让收了点奶粉。谢飞同志因在浙东工作过，知道我的名字，当她晓得我住在这里，也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这时，疗养院已经不起火了，我们吃的是派饭或自己起火。

　　形势更紧张了，连胶东也不能住，上级要我们全部撤往东北。老姜他们先走，从烟台下海去了旅大。可是等我们要走时，烟台已经不能走了，就走威海卫。不多久，又传来消息说威海也不能走了，就转向荣城下海去旅大。在经过文登县七里塘时，遇到一个露天温泉，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洗了个温泉澡。在这个地区，男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抬担架的是些青年妇女，因此规定5公里为一站。胶东是个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如一家。我住的那一家房东老大娘，在我临走时，送了好长一段路，还把熟鸡蛋送给我，我坚决不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她将鸡蛋塞进了我的担架，直到后来才发现。

　　北撤途中，那种革命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护，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的团结友爱精神，是永远难忘的。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养好伤，重上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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