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57)_朱亚民

五七

　　§3．荣军工作

　　我们从荣成向旅大撤退时，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逻，白天不能走，只得等到晚上。在夜间行船，还必须把灯全部关掉。结果我们的船偏离了航向。在朦胧夜色中，看到陆上一片灯火，大家以为已经接近旅大了。天亮靠岸一了解，才知是旅大与安东之间的篦子窝，我们只好登陆待命。后传来命令，叫我们不要去旅大，改向安东。于是走陆路向东直抵安东。在安东，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华中一批荣军（即负伤的荣誉军人）也来到安东。

　　那时，安东荣军正在闹意见，华中的荣军也为给养、待遇等问题有不少意见。当时条件艰苦也是事实，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已是零下一二十度，还没有烤火设备，发给荣军穿的只是胶鞋，冻得难熬。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驻东北第十四荣军学校。上级派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孟东坡同志来找我谈，要我出来工作。那时我伤情还不太稳定，有时要发高烧，但既然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就同意了，担任了第十四荣校校长。带华中荣军到安东的高杰同志任政委，温盛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华中局驻东北第十四荣校，有好几个大队，1000多人。

　　后来，我们十四荣校乘专列，经朝鲜政府同意，借道平壤，经图们到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不仅准备了大量车马担架，而且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荣军一下车，就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大街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欢迎华中老大哥”、“欢迎战斗英雄”的口号响彻一片。这样，我们华中荣军的荣誉感也上来了，队伍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一些同志不要车子接，不要担架抬。如特等残废荣军韩二辉同志，双腿被锯掉了，用一双手撑到宿营地，表现出革命军人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使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华中荣军的模范行为也感染了东北荣军。在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新华社驻浙东分社社长于岩同志，他正在牡丹江省教育厅当厅长，还有南汇乔陈家宅的乔新根同志，他原是张席珍同志的警卫员，也在这里工作。他乡遇战友，大家分外高兴和亲热。

　　几天以后，我们华中第十四荣校又乘车转移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在原伪满警察厅旧址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本侵略者曾在这里搞过“机器杀人”，在郎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我们组织荣军参观过。我到哈尔滨后不久，东北党组织调我担任荣军管理委员会的秘书主任，具体负责东北荣管会的日常工作。

　　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东北军工部，给何长工部长当机要秘书。何部长对干部很关心，我在七宝负伤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在他的关怀下，经过医治才得到基本解决。我负伤后脚板和小腿长期上夹板。伤口好转后，小腿不能弯曲。这样，两腿不能落地走路，只能用两根拐杖撑着走。在哈尔滨给我看病的是个日本医生，他给我发炎的伤口又开了刀。我与他们商量能否设计一个器械，把僵硬的小腿关节通过牵引重新弯曲过来。我自己还设计了一个草图。他们就按图搞了一个器械，通过器械牵引逐步把膝关节弯曲过来，双脚能够落地。我终于摔掉了一根拐杖，可以靠一根拐杖走路，直至今天。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南下来到了沈阳。现在我所用的这根黑藤手杖，就是解放沈阳时的战利品。不久，中央成立了华东局。华东局从山东的青州（现益都县）驻地发来电报，调姜杰同志与我回华东工作，这样我便南下到华东。1949年4月，我赶到南下干部集中地临城。南下班子已组织好，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从后面追上去。我一路搭车往前赶，直到长江边。从扬州渡江，过江后在无锡找到苏南区党委，先碰到顾复生同志，经介绍见到了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原来我应该是直接去上海报到的，但他们说，上海郊区是苏南区党委管辖的，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我想干革命到哪都一样，就留下来吧。这样，解放上海时我到了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松江军分区司令员是廖昌金同志，他是红军干部，后来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

　　我到达松江军分区不久，我爱人潘兰珍同志随十军团到福建工作，组织上把她调来松江。她在山东道口与我分别后，一直战斗在前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鲁西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立过好几个二等功和一等功。她是个老模范，一等功臣，很早就转业了。我的孩子建华，跟随我们走南闯北，在部队上托儿所，进学校，从华东保育院到新华小学，一直到上海干部子弟学校，后进入南京三中，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淞沪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后，成立了松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松江警备司令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以松江军分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了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当时首要任务是开展剿匪斗争。范围包括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九县即当时的松江专区。

　　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人民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颁发布告，号召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军队和政府完成地方剿匪任务。

　　这一带匪情我原来是有所了解的，但1945年我离开淞沪地区4年多，情况有很多变化。解放军渡江后，这些残匪，一部分逃到台湾，一部分带了武器窜到沿海岛屿，与我们隔水对峙。这些匪徒勾结陆地土匪，进行骚乱抢劫活动，破坏性很大。剿匪斗争和过去打游击不一样，我们现在政权在手，不能打了就跑，而要在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地方公安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依靠党的政策，彻底清剿。

　　当时，我们党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凡被迫、被骗为匪者，只要能脱离匪帮，前来登记投诚，一律从宽处理；土匪、特务分子自动密报匪情，率众来归，带枪投诚，或扣押、枪杀匪首，因而立功者，除将功赎罪外，亦酌情予以奖赏；凡罪大恶极，坚不悔悟者，定予依法严惩，至于自愿立功赎罪、并见诸事实者，亦给予最后改过自新之路。同时，对匪属和知情不报或隐藏包庇匪特分子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土匪、特务，弃暗投明，前来自首登记，各种枪支弹药缴获不少。仅奉贤一个县，在1949年夏，就收缴了各种枪支283支，各种子弹3300余发。

　　剿匪初期，一线是野战军，主要对付舟山群岛的国民党武装残敌。二线是我们军分区，主要是清剿匪特。那时我们分区的部队也不少，除分区本身有警备团外，各县还有县总队设有独立营。三线是公安部门，主要任务是肃特。我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了确保大上海周围的安全，由上海警备区统一协调，经常召开有关方面会议。那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郭化若，剿匪工作由参谋长林维先和军法处长刘新屏具体负责。我们军分区的剿匪工作与松江专区公安处处长赵一德，经常交换情报，配合得很好。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林有用同志，负责海防公安工作，是个浦东通。以后嵊泗列岛划归苏南行署以后，他专门负责海上剿匪，作风细致，工作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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