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55)_朱亚民

五五

　　※第十四章　肃特和剿匪斗争

　　§1．上海养伤

　　我在七宝负伤后，浙东区党委和支队领导十分重视。开始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就在青浦诸翟镇附近乡下养伤，请了几个土医生，几经治疗没有见效。我躺在老百姓家里，老牛从场上牵过，连牛蹄子的移动，伤口都要震痛。

　　上海地下党领导非常关心我的伤势，与支队部领导商量决定派陈祥生同志用小汽车把我从乡下接到上海医治。他们把车子停靠在青沪公路上。支队部派两个农民把我抬到公路边并送上了车。我身上穿了一身汗衫短裤，只带了一支派克金笔，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便于掩护，负责照料我的陈祥生同志（解放后第一任《解放日报》社社长）要我再次化名。我想我们干革命的反正是“百家姓”，就从《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谐音中，随便叫了个“赵全生”，这样也比较好记。到上海后，组织上安排我在上海英租界徐家汇东南医科学校附属医院治疗。公开说法是摔坏的。

　　经过化验，原来我是被敌人用法国造的带毒步枪子弹打伤的。负伤时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浸了浸，翻过公路后又泡了泡，伤口被细菌感染了，一直不能愈合，变成了慢性骨髓炎。医生要我锯腿，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时我还想回部队打仗。

　　不久我发现，医院里负责打扫我病房的“茶房”，对我非常注意，一连三天都仔细地看我。第一天，因我脸朝外睡，他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天，我侧身面向里躺着，他来打扫时竟走到我的身边，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也对他有了警惕。第三天他进来后，对我看得就更仔细了，还故意同我攀谈起来，问：“先生，尊姓？”我不答理他，他又问了一句。我就说：“姓赵，叫赵全生。”“噢，赵先生！”他说毕，就退了出去。我想这家伙为啥老是盯牢我呢？大概他认识我，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谁。我估计可能过去被我们俘虏过，后来才改行到医院里当茶房的。这个家伙出去后，就向医务主任报告说：“这个人我认识，是新四军，不叫赵全生。”正巧这个科的主治医生是上海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我住院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一听茶房的报告，急得没有办法，也顾不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了，就直接向我讲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并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立即转移。”并叫他马上找关系，向上级报告。经上级同意后，我被转移到了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唐祖英同志家里。

　　唐祖英是红十字会的开刀房护士，她丈夫是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林镛同志，家住在南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对外说我是她乡下的亲眷，摔坏了脚，来上海看病。她是外科护士，天天给我换药。唐祖英住的弄堂房子，人家很多，我伤口很痛，哼都不敢哼一声，生怕找来麻烦。唐祖英的母亲十分热情，也主动来照顾我。

　　但我的腿伤仍然化脓，上海党领导决定我再住院治疗。他们通过关系，干脆将我以国民党受伤军官的身份，送进法租界的上海医院。顾复生同志的外甥女魏允慈同志（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护士长。组织上给我开了一个特别房间，派了一位名叫尹榆仙的护士，做我的特别护理工作。

　　上海的医界当时分英美派和德日派。红十字医院的朱连忠是英美派，宝隆医院外科主任谢家树是德日派。他们在治疗护理方面各有特点。这两派的医生，组织上都请他们给我看过，还开了几次刀，取出一些碎骨。那些医生开始也讲要锯腿，说这样能保证3个月出院，但我坚决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也是尽量将腿保留下来，不到万不得已不锯腿。为此，组织上不惜一切代价，花一万元伪币一个单位的重金，买来了由重庆走私来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这种药不像现在那样使用方便，那时还要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打针必须由主治医生亲自动手。这种药效果确实很好，打了几针，伤口就停止化脓，慢慢地开始收口了。

　　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把上海医院团团包围起来。魏允慈同志急忙向我报告，我也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我一面劝魏不要着急，一面向她交代后事，并把我唯一的财产——一支派克金笔交给她，叫她赶快离开这里，万一我出事，就去向顾复生汇报。我自己那时确实毫无办法，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革命到底了。

　　谁知敌人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因分赃不匀来找国民党上海宪兵队长姜鹏飞算帐的。姜在接收上海日伪资产时发了横财，国民党军部的一些人因为捞得少了，所以要找他算帐。姜害怕了，装病住进了上海医院，正好住在我上面的一层。听说姜后来不得不“出院”，把接收上海时捞到的金条平分之后才作罢。真是虚惊一场。

　　但我住在这样的医院里，开支实在太大。住一天差不多要花一个连一个月的供给。我们部队正在发展，经费很困难，自己负了伤还要组织上花那么多钱，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另外，我明明是个无产的劳动者，却偏偏要摆出一副阔老爷的排场。同志们来看我，必须手持鲜花，有的还要汽车进出，如果是女同志，还要特地烫了发来。对这样的生活，精神压力很大，内心很不安。尽管伤口还没有痊愈，我坚决要求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

　　在发生了上述那个情况之后，组织上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腿上的夹板还未拆除，但撑两根拐杖可以走走。临走时，组织要给我一些钱，我坚决不要，又要我带只热水瓶，我也没有要。

　　把我送出上海到苏北也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一定要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站岗时才能出去，还必须直接送到吴淞海关，到了那里又要有我们打入巡捕房的巡捕接应上船。上海地下党安排得真是万无一失。他们派了龚定中同志负责护送。龚通过关系借到一辆有军统特别通行证的小轿车，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了武器一路护送。与我同去苏北的还有两位上海女青年，是参加革命的姐妹俩，大的叫王禾奇，小的叫王禾升。组织分配她们到苏北部队做医务工作。我们经吴淞口到苏北的季家市港口登陆。我们上了岸，老龚把我们交给交通站后，就返回上海。

　　我从1945年8月负伤，送到上海，转移到苏北，前后有半年多时间。到苏北时，已是1946年的初夏，麦子也已登场了。

　　§2．北撤途中的艰辛

　　接着，在组织安排下，我被担架抬着，从季家市出发，经水陆交通到达淮安。在淮安，华中局联络部长杨帆接待了我，并将我安排到淮安伤兵医院。

　　从此，我拖着一条伤残未愈的腿，开始了我意想不到的艰辛的长途跋涉。我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我们的这支队伍和滋养我们的人民。

　　淮安伤兵医院设在一所破庙里，用木板在下面垫上几块砖头就算是床铺了。医院设施和生活、卫生等条件都很差。住在那里的伤员都穿制服，只有我是穿着便衣的。伤病员们不知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连大小便都得自理，加上一路上的颠簸，没有愈合的伤口又开始恶化了。经过几天时间，与伤员们接触交谈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是从游击区出来的，出于阶级的同情心和革命大家庭的友爱精神，那些轻伤员们主动帮我打饭，扶我大小便。这时，姜杰同志调在华中局工作。他是张鼎丞的秘书，知道我住在淮安伤兵医院后，就特地来看望我。他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向张鼎丞司令员作了汇报。不久，我转到了湖心寺的和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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