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43)_朱亚民

四三

　　我们部队与浦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尽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军民关系的建立，也是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依靠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密切配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果。

　　在浦东，我们部队和地方党是有密切联系的，是党统一领导下的两支形式不同的革命力量。我们部队建立起来的秘密工作关系，根据工作需要，有一些也移交给了地方党。地方党也以浦东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地方党工作是非常谨慎的，有着它自己一套活动方式，平时不与部队直接发生联系，但大家有分有合，配合默契。

　　浦东的地下党工作的总负责人，开始是周强同志，后是陈文祥同志，我主要与陈文祥同志联系。

　　地方党的工作非常艰苦。他们主要是秘密地、隐蔽地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武装力量保卫他们，又是在敌人的直接控制地区活动，所以，工作危险性很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配合部队的武装斗争，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的以教员身份，利用教育工作之便，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积极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有的为我们提供有关各界人士的情况和许多重要的情报；有的动员优秀青年参军抗日，还向我们输送优秀干部等等。他们在群众中宣传我们部队，爱护支持我们的部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为部队建设和游击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浦东的抗日斗争形势所以能够这样好，这与地方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8．“兄弟会”组织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抗日，我们部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运工作，如组织“救国会”等群众性团体。我们还根据当时农村的特点，在浦东组织了“兄弟会”这样一种群众性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成为党团结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当时，浦东的政权被敌人控制着，建立革命政权还不够条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既容易被农民接受，又能隐蔽地把那些农村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我想起了在香港中华印刷厂组织“兄弟会”的办法，通过“兄弟会”团结了一批工人骨干。我想何不也在农民兄弟之间，搞一些“兄弟会”呢？“兄弟会”者，是劳苦兄弟大众联合起来的意思。浦委姜杰同志也很赞成这样做。这是我们浦东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新形式。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叫黄川农的来支队部找我，要我介绍他到浙东去参加游击队。一见面，原来他是香港中华印刷厂凹版课的黄清荣。他就是“兄弟会”的骨干，罢工积极分子。他也大吃一惊，想不到“诸亚民”就是厂里的朱复。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告诉我，他是南汇人，连柏生的亲戚，要去浙东找连柏生参加抗日队伍。我说：“老兄弟，去浙东是干革命，在浦东也能干革命，还是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干吧！”他说：“你准备叫我干什么呢？”黄川农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对他说：“你现在回去先把你家乡周围的青年朋友，像我们工厂那样，以‘结拜兄弟’为名，组织‘兄弟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答应了。

　　黄川农回到家乡陈行、龄楼一带，以做生意贩卖粮食、棉花为掩护，正式筹建“兄弟会”。先在同姓中组织，然后扩大到异姓。在组织方式上带有一点传统色彩，但活动内容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抗日队伍。“兄弟会”开会，我去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兄弟会”的“老大”都是我们的“骨干”。黄川农有时也随我们行动，一起研究“兄弟会”活动方式。这样“兄弟会”组织如雨后春笋，逐步扩展到奉、南、川地区。

　　“兄弟会”组织起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实际上成为我们部队和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是通过先建立“兄弟会”，然后在“兄弟会”中选择优秀分子建党。

　　在奉贤柘林地区开辟工作的党员，先在盐民中建立“兄弟会”，前后发展30余人，不久就开始建党。有些同志，是先参加“兄弟会”，然后参加我们抗日队伍，入了党，成为党的骨干，如川沙的张震言、王新章等同志，南汇的朱伯英等同志。平时“兄弟会”还为我们传递情报，遇到战斗任务，“兄弟会”成员化装成“小商”、“小贩”摸到据点里去，侦察敌情。“兄弟会”组织隐蔽，敌人是很难识破的。有时他们直接参加我们战斗，有时执行锄奸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十二章　挺进浦西

　　§1．参加浙东军政大会

　　1944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强大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不仅把德国法西斯驱逐出国境，而且开始逼近德国本土。英美盟军在欧洲准备开辟第二战场。日本法西斯支持三年之久的太平洋战争已宣告失败。美军控制了南太平洋的主要岛屿。1944年7月，东条内阁垮台。处于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军民，经过七年多浴血奋战，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8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要认真布置沪、宁、杭、鄞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宁、沪、杭、鄞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9月6日，浙东区党委为了贯彻党中央新精神，部署新的工作，迎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发出召开首届军政干部会议的通知。

　　浙东区党委来电通知我和姜杰同志参加浙东军政干部会议。我们对浦东军事、政治和行政工作进行了布置。上级领导为了保证我和姜杰同志安全，要我们带一部分主力武装同往。支队部决定，我带翁阿坤和赵熊两个主力中队，并把缴获来的那挺日本最新“九六”式轻机枪带上。留在浦东的部队由张席珍同志负责。

　　我们去浙东是极为机密的，没有动用海防大队的船。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部队集合在薛家泓一带的海面上，挑选了两条海船，趁涨潮直驶浙东古窑浦。我们登上岸后，被接到浙东游击司令部，受到领导的欢迎。带去的两个中队，一面参加纵队的军事训练，一面负责军政大会的保卫工作。半个多月后，翁阿坤中队先返回浦东。赵熊的特务中队直到军政大会结束，才与我一起回浦东。

　　军政大会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正式召开。先由谭启龙政委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要求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大会总结了1943年2月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一年的各项军政工作，特别是1943年11月开始的长达9个月的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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