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44)_朱亚民

四四

　　在这次军政大会上，区党委对我们浦东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十分重视，要我们认真总结并向大会作介绍。我与姜杰同志商量后，我把二年多浦东反“清乡”斗争的大事一件件梳理了一遍，姜杰同志整理了一个提纲。第二天我按提纲，从我接受命令带11个同志潜回浦东，如何变被动为主动，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连续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讲到温州买枪和朱家店战斗，我们部队装备越来越好，人员越来越多，游击区越来越大。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区党委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指示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听了非常振奋。区党委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对我们在浦东的许多做法，如到国民党后方温州去买枪，做两面派工作，在敌人据点里收缴“爱国捐”，都作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对我们在鹤沙等地开展镇压汉奸的斗争，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说我们做得对，指出，在当时敌人气焰嚣张，我军处于完全劣势的情况下，为镇压敌人的气焰，打开抗日局面，用“红色威慑”来对付“白色恐怖”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对于被镇压的极个别人来说，可能有镇压过了一点头的现象，但在当时斗争非常残酷的情况下，这种误差是很难避免的。否则，我们这12个人就无法在浦东站住脚，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了。在这之前，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的坏人攻击我说：“诸亚民杀人太多。”甚至造谣说，这次会议要把我抓起来。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和领导的表扬，彻底粉碎了敌人颠倒黑白、盅惑人心的污蔑。

　　大会后，新华社驻浙东分社记者梁山同志专门采访了我。他根据我的发言稿和我给他介绍的一些背景资料，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有5000多字，后来刊登在1945年2月16日的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上，题目是《新四军在浦东》。文章赞扬我们的部队是“浦东人民的灯塔”。这是上级党领导对我们部队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军政大会开到10月9日，因发现周围敌人调动较大，移到四明山的袁马继续进行。其他兄弟部队也介绍了许多好的经验。会议还传达和学习了党中央的整风文件，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重要著作，感到十分亲切和深刻。大会开得很活跃，组织了相互参观，我们带去的那挺战利品日本“九六”式轻机枪成为大家参观的“珍稀品”。会议期间举行了文娱会演，浙东纵队政治部政工队演出了《兄妹开荒》、《流寇队长》等文娱节目，内容是根据地搞生产和批评游击习气的。我们还与浙东群众一起欣赏了当地的社戏。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还看了浙江的地方戏“绍剧”和“越剧”。11月5日，大会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致敬电，并宣布胜利结束。我从香港回到浦东后，有两次学习受教育最大，一次是去苏北根据地参观，一次就是参加浙东军政干部大会。

　　11月中旬，我踏上返回浦东的征途。

　　§2．亮出新四军旗帜

　　1944年11月浙东军政大会期间，党中央公开宣布我党在敌后有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浙东纵队，一支是广东的东江纵队。

　　11月下旬，浙东区党委决定把“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姜杰兼任政治委员，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辖三个主力中队，即翁阿坤中队、赵熊中队和张锡祚中队，另外，还有三个地方中队。我们正式打出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的旗帜。

　　中共浦东地委也相应地改为中共淞沪地委，姜杰任书记，金子明、我、陈正之、张席珍、曾平为委员。地委为适应这一新情况，又恢复了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建制，由陈伯亮任书记，肖望、吴建功为委员。

　　11月底，召开了淞沪地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体地委成员，还有“浦东工委”陈伯亮、吴建功、朱心泉、肖望、鲍季良、王立平；路南区委孔启城；部队干部杨明德、赵熊、鞠涛；各区民运工作领导人陈正华、沈平心，沈肖方等。会议主要传达贯彻浙东军政干部大会精神，学习中央文件，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战斗任务。金子明同志代表姜杰同志传达了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主要介绍军政大会上汇报浦东反“清乡”斗争的情况，以及区党委对我们浦东游击战争的评价、赞扬以及一些具体指示。陈正之和杨明德同志分别报告了地区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由姜杰同志作了总结。会议期间，还学习了整风文件，二五减租和统战政策，以及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农村工作方针、游击战争等有关著作和文件。

　　中共中央华中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8月21日关于《布置沪、宁、杭、鄞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于11月27日由粟裕司令员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渡江南下天目山，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1945年1月13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粟裕为司令、谭震林为政委的苏浙军区，下辖第一（即原十六旅，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二（即原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第三（即原新四军一师南下的三个团，司令陶勇、政委袁英平）三个纵队。

　　1月中旬，为了加强淞沪地区领导，华中局决定把陈伟达、顾复生同志调来浦东。1月下旬，陈伟达、顾复生、雷敏、余恨生等同志，从苏北如皋沿海登船，经东海到浦东的祝家桥，与我们支队部会合。根据浙东区党委决定：陈伟达任中共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姜杰任地委副书记兼副政委，增补顾复生为地委委员，其余领导同志不变，统一领导上海地区的武装斗争。支队部任命余恨生任淞沪支队后勤处主任。

　　陈伟达同志是大学生，原来在苏北根据地四分区任副书记。顾复生同志在苏北军区敌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顾到浦东后，又成立了淞沪地区专员公署，顾复生同志任专员，加强了淞沪游击区的政权建设。浙东行政公署还委任了川沙、南汇、奉贤、青浦、松江等县县长，川沙县县长鲍季良，南汇县县长吴建功，奉贤县县长由我兼任，因我一直在负责部队工作，这个县长实际是挂名的，准备物色到地方同志之后再移交。只有南汇县长吴建功同志，搞了一个县级班子，大力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南汇县成立了警备中队，又在南汇各区先后建立区政府：一区区长陈明初即陈山，二区区长夏筱塘，三区区长黄川农，四区区长严克，五区区长王守江，六区区长莫伯如，七区区长施与，八区区长张磊。不久，南汇县又建立了四个区委：塘东区委书记王立平，委员方政元、周木楼、周顺卿；路南区委书记孔启成；委员张耀明、杜林、王木千、王权；路北区委书记黄川农，委员孙平心，后补委员张震言、张友根、王新章；东南区委书记沈肖方。南汇县的塘东区、东南区、路南区和奉贤县基层党支部迅速组建和发展起来，农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形成了很大声势。

　　以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党政军的组织变动，都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迎接总反攻，它为后来淞沪地区我党政治、军事力量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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