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42)_朱亚民

四二

　　在敌大团守备队里，盛荣同志表面上是“守备队员”，实际上是我部的情报员。他通过敌人“加强训练”、“准备干粮”、“收拾兵器”、“集中训话”等蛛丝马迹，判断敌人的动向，有时从翻译官那里探知消息。一有可靠情报立即通过交通站送出来。有一次，他在传递情报时，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抓起来吃了许多苦，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他开除了事。

　　在南汇三区以南七区以北，有一个老情报员“杨老伯伯”，四五十岁年纪，还是陈静在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关系，海员出身，世面见得多，交往广，很会搞情报，而且比较可靠，传递也快。他的情报一直要送到南汇徐家宅徐根海家的“老佣人”周梦林手中。七区张朱家宅有个理发师也是情报员，因身份暴露，就到了部队当了我的“挑勤员”，大家亲切地喊他“李娘舅”。东海长沟乡的郁礼仁在南汇东门开一爿裁缝店，以裁缝职业为掩护，负责长沟乡一带情报。1944年5月19日，万祥10多名伪军起义，就是他积极活动的结果。

　　我们的情报员散布到整个奉、南、川地区，深入到敌据点。只要我们部队在驻地住下来，附近的情报员就来看我们了。有时，我把身边的“小鬼”派出去找他们了解情况，或通知他们来部队谈情况。有些秘密情报员，住在小学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我们就以参观小学为由，去与他们接头或开会。

　　群众给部队送情报完全出于抗日爱国之心，出于对我们部队的热爱和支持。他们有的为此冒着极大的风险，有的被敌人抓去审问逼供，上老虎凳、上电刑。敌人可以摧残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们的意志。是革命群众的赤胆忠心，构筑了打不烂的情报网，成了我们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我们部队如鱼得水，纵横活跃在浦东平原上。

　　§6．不畏艰险，救死扶伤

　　战士负伤后，我们只能请附近的乡村医生治疗。大团镇的濮光星医师不畏艰险，救死扶伤，令人难忘。

　　濮光星医师，南汇大团人，青年时代接触过进步思想，日本帝国医疗学校毕业，曾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多年。抗战开始后，他回大团私人开业。我们回浦东坚持反“清乡”，战士受伤后，我们都设法请他来治。如打陈龙生部受伤的董金根和张正贤同志。只要我们一请他，他总是立即出诊，尽力挽救我们战士的生命。在当时抗日就要杀头的环境下，濮光星医师不畏敌人强暴，敢为我部服务，也是医德高尚，难能可贵的。他出诊坐的丝网船，是两个农村妇女摇的，她们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由于部队经常转移，治疗工作也非常隐蔽。伤病员大多转移在冷落偏僻的坟山屋、祠堂、破庙、坟场里。濮光星不辞劳苦，从容不迫地为他们做手术和换药。有时还要在晚上进行。当时药品管理非常严格，濮医师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药，有些药是日军禁购和禁运的。濮医师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设法采办。

　　1944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继续扩大，有了比较稳定的游击区，在三灶建立了后方医院。浙东区党委给我们派来了医护人员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等同志。俞叔萍是张席珍同志的爱人。俞梅萍是俞叔萍妹妹。陈也男后来成为支队参谋杨明德同志的爱人。他们来到部队后，我们部队医护条件有所改善。

　　我们部队北撤以后，一次濮光星医生在为我们战士治病时，被叛徒告密。伪奉贤县长奚永之，会同中统特务把濮医师抓去，先押到四团圣果寺，再押奉城伪政府，对濮医师动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供。一方面，要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交代其他共产党员下落；另一方面，敲诈勒索他的钱财。濮光星医师忠贞不屈，拒不招认，说“我是个医生，只知救死扶伤，谁去问病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敌人逼供无效，就把他押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了100天大牢。濮有个表兄，叫王栓，是伪政府的特派员，在他表兄和我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下，总算未被杀害。

　　解放后，濮医师在大团窑厂当医生。“文化大革命”中，濮医生受到冲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他，要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您为我们部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濮医师拿了我这封信，坚定地渡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

　　§7．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的后勤给养也是通过群众的支持解决的。部队每天吃的菜，在群众掩护下购买。春夏秋冬的被服鞋帽供应量很大，我们在乔陈家宅一带设了一个秘密被服供给厂，由沈岳楼负责，主要加工制作衣被鞋帽，得到了这个地区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在南汇与奉南交界处中心桥附近，我们有一个枪械所，是由我部朱连根同志负责的。这个枪械所也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工作的。

　　朱连根，铜匠出身，手艺很好。我们的手枪和步枪，由于使用频繁，撞击弹簧老化，弹性不足，引起击发失灵。他去上海通过关系买了当时日军严控的21号钢丝，绕成驳壳枪内撞针的弹簧，性能很好。我们原来准备请朱印天同志去上海买一台万能机床，让朱连根修理更多枪械，因朱印天同志被日本人拘留而未成。

　　那时我们子弹很缺乏。因为我们全靠缴获，而日军对子弹控制特别严，子弹缴获不多。所以，我们要求战士把空弹壳收起来，交给朱连根去翻铸。他很有办法，买了原料自己配制火药，弹头用废铜烂铁自己烧铸，关键是引信无法搞到。后来，朱连根用小孩子玩的“甩炮”火药来试验，结果成功了。他就用这种办法为我们生产了不少子弹，这些子弹虽然不及新的，但也可以弥补不足。

　　朱连根的枪械所规模不大，但设备不少，不能随部队转移，工作中还要请帮手，所以长期隐蔽在中心桥坦光头一带的群众之中。这一带敌人、暗探、便衣也经常来，但这个枪械所，却从未遭敌人破坏，这应该归功于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

　　在南汇七区六灶以南，有个叫王渭香的农民。他家住的地方河浜多，坟山大，十分隐蔽。我们把一些不能随部队流动的病号和受伤未愈的战士，交给他负责养护。平时住在老百姓房子里，有了情况就转移到船上。他们的船是伪装好的，伪装的办法是船上装满柴草或披戴许多芦席，船舱中间是空的，四周留有通风瞭望口。病员在里面，有吃有睡，隐蔽安全。敌人来“清乡”，他们把船摇到敌人走不通，也不易走到的沟头里停歇，由于河岸两旁野草秆棵茂密，不走到船边很难发现，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这样，他这个地方，慢慢成了我们部队一个隐蔽的“流动休养所”。我们部队北撤后，王渭香还为留在浦东的部队当过情报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渭香伯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陷他是什么“白衣队”，反对共产党，结果吃尽了苦头，屁股也被打烂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出具证明，才予以平反。80年代初，我正好在南汇，听到王渭香同志去世的消息，便赶去参加了这位老同志的追悼大会。

　　像陈金生、濮光星、杨老伯伯、周梦林、王渭香等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我们的部队，上战场杀鬼子，但他们不怕艰险，不怕坐牢杀头，发挥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克服种种困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一切。这些英勇、坚强的浦东革命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