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41)_朱亚民

四一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驹闲谈。胡对他说：“吴淞铁路站台边，日本军用仓库房边堆放着一捆捆枪支。日本鬼子领班细川要把我调去吴淞检车，我要养家糊口，经常跑单帮，怎么办？”朱印天一听，感到机会来了，说：“我与你调。”朱通过胞弟朱印祥向北站日本检车区长提出与胡工作对调。检车区长当即同意。

　　朱到了吴淞铁路场地后，日本领班细川跟得寸步不离。枪是看到了，无法下手。朱为了偷枪，工作特别“卖力”，对细川也特别“巴结”，看见日本执勤人员也特别“客气”。朱会说几句日本话，就经常与他们热情寒暄一番。领班细川爱好钓鱼，朱为了投其所好，就约他到郊外钓鱼。日本人对他由严加防范到慢慢放松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枪是战场上搜集起来运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坏。朱印天以检车为掩护，接近枪堆，先用尖嘴鎯头钩松捆枪草绳。当日本哨兵踱步走过时，他把看中选好的枪迅速抽出，塞进停靠在站台边的车皮底下的刹车埂上。这些枪随车皮运到了上海北站。他事先抄下车皮的号码，回北站后再去取回。

　　有一次，他看中一挺较好的捷克式轻机枪，枪拿到手了，但无法把枪运到去北站的车皮上，因为这中间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开阔地。朱急中生智，见站台上当作坐垫的芦席满地。朱就走到日本哨兵边，恭恭敬敬地提出请求：“海达生！莫枯诺榻榻米，新焦新焦”（军队先生！那边的芦席送给我）。日本哨兵很熟悉朱印天，就随口答应：“唷西（好的）。”朱就拣了一张芦席，把机枪一卷。鬼子看着他，越过三股轨道，往车辆边一放，坐在芦席上休息。当日本哨兵不注意时，他以检修车辆为掩护，把枪塞进了去北站的车皮底下。朱为了藏枪，在北站虬江路站台附近，收拾了一间破房子，外面用铁皮钉好，平时经常住在里面。枪运到北站后，晚上就去找有记号的车皮，把枪运到小房子里。偷到的有机枪、步枪，为便于隐藏、转运，他把柄敲掉，只留枪身。枪越来越多，床底下塞不下了，就偷偷藏在房子外的垃圾堆里。

　　谁知有一天，垃圾堆因有人倒了电石，冒烟失火。日本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跑来大骂领班，要领班翻垃圾堆。当班的几个工人平时看见朱印天在里面藏什么东西，怕出事，马上过去把垃圾堆里的电石挖了出来，熄灭了电石烟，总算避开了这场大险。

　　朱印天感到30多支枪藏在北站太危险，多次寄信来浦东让我们取，但部队总是没有来取。他哪里知道我们部队都到浙东去了。

　　朱决定把枪转移到自己家里。朱家在贝蒂尘路（今成都南路）185弄成庆里2号，为了保险，他把妻子送到娘家去住。但枪如何运回呢？苏州河上所有大桥都有哨卡，白天检查行人，晚上更严。朱想到了与日本领班细川去钓鱼，几次通过哨卡，熟悉几个日本人。他就把枪装在钓鱼竿长袋里，绑在自行车上，外边露出竿梢，前面挂了一桶从小菜场上买来的鲜活鱼。到了哨卡，鬼子拎拎挂在龙头上的活鲫鱼。朱面不改色心不跳，用日本话问好：“唷西。”日本人回礼：“刹唷那啦（再见）。”就这样，一次次把枪运回家，放在地板底下，但浦东还是没有人来取枪。

　　那时我已重返浦东开展内线反“清乡”，与朱印天唯一的联系人朱刚才归队，不久，朱刚同志又不幸被捕牺牲了。朱印天寄的信，我无法知道。

　　由于我带手枪队由分散隐蔽转入主动出击，在浦东连打几仗，影响扩大。有一天，朱印天的同学吴白萍，把听到我们部队在南汇、奉贤袭击日军消息告诉了朱印天。朱印天连忙赶下乡，直接找到朱刚烈士的妻子——朱的堂妹朱新官，打听到了萧仁杰、吴仙鹤，终于见到了我们部队的张圮同志。张圮将他领到一个村上，与我见了面。我听了他机智勇敢的偷枪、藏枪和运枪的经过，深受感动。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我高度赞扬他。由于部队人手少，为安全稳妥起见，我对他说：“上海的武器除机枪、冲锋枪和好的步枪外，其余不必带来。目前敌人封锁很紧，本来与我们有关系的往来上海的船只已经中断。这些武器最好还是用老办法偷运过黄浦江，我就有办法。”

　　朱印天回去后，动员了沈品芳和谢展两同志，拿了三副钓鱼工具，趁他妻子一早去小菜场机会，迅速将1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12支步枪装进三只钓鱼袋，雇黄包车拉到董家渡码头，顺利通过检问站。到了浦东，又叫黄包车拉到郑家桥天主堂附近。他们就到河边假装钓鱼，趁人眼稀少，麦子又尺把高，把枪塞进草包棺材顶上，做好记号。然后，他又来部队，告诉我藏枪地址。不久，我们就把枪取回来了。

　　朱印天同志怀着国仇家恨，正式参加了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南市区分安局的侦察科副科长。

　　§5．摧不垮的情报网

　　我们游击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情况明，知己知彼。这除了地方党与我们有情报交换关系外，我们部队根据活动区的地理交通位置，活动的需要，还建立了几个十分隐秘的交通情报站，也称联络站。有些交通站除送情报外，还承担伤病员的安置和部队给养等任务，工作非常危险。

　　大团镇周围是敌我双方斗争的敏感地区。我们为了控制大团敌人动向，先后建立了邵根发、张跃明、王顺祥、许梦根（许顺）、王金章、王顺根等情报站。林志杰家是经常活动的交通站。许梦根由于出生于大团，人地熟悉，我们给他三个任务：第一，探听敌伪军在镇上的动静，得到情报，立即传送；第二，替部队采办军需给养；第三，协助支队征收主任张磊征收南四团和大团的爱国捐。他家住在蟠龙桥北施相公弄里，我们通过他斜对面顾阿三房子里的韩桂根，开设了一个由七八个裁缝的被服厂，专门为我们部队缝制军衣、军被。有时也为我们采办些油、盐、酱和蔬菜等日用品。

　　邵根发原来住在南汇中心桥一带的邵家宅。他的叔叔邵厚生是催征吏。他家还是反“清乡”前我们与土“忠救军”马伯生谈判的地址。邵后来不当催征吏了，差使交给了侄子邵根发。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后被人告密，日本人把邵根发抓起来拷打，房子全烧光。经营救，邵根发获释，但日本人不准他住在乡下，要他住在大团镇据点里，把他控制起来。为了生活，邵在大团开了一爿米行，实际上还是在为我们做情报工作。

　　南汇七区方家宅的方培根，外号方胡子，也是重要的情报员。他家也是一个联络站。他是地主，但支持抗日。有个叫沈正伯的叛徒，带了鬼子、伪军，从南汇的北面到南面领捉情报员。敌人根据沈正伯指认，把方培根和他儿子一块抓去，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坐电刑，敌人问方认识不认识叛徒，方明明认得他，但矢口否认，回答“不认识”。敌人把他们父子俩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方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无奈只好释放了方培根父子俩。方回家后，家里的联络站不能设了，但还是为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北撤后，国民党伪乡长闵刚威迫方为他们干事，方为保全自己只好应付。当时敌我双方斗争错综复杂，解放后方培根被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文化大革命”后，通过全面调查，确认方培根虽然在我军北撤后追随过国民党，但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反“清乡”中，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还是有功劳的。为此，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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