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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

  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英文稿刊载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4月17日。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紧紧地拥抱她。

  ①李云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88年6月10日。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总编辑的李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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