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92)_爱泼斯坦

一九二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①“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①题词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20。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①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理查德·杨，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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