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94)_爱泼斯坦

一九四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生活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①

　　①《宋庆龄纪念集》，第189页。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内容均据本书作者1986年与宋庆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①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庆龄在北京致“亲爱的邻居”，1973年6月15日。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亲爱的邻居”，1973年3月23日。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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