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昆明冬景

昆明冬景(1)

　　沈从文又一次开始了每星期往返一次的“周而复始”运动。——自全家迁居昆明呈贡县龙街以后，沈从文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指导青年学生；三天住乡下，写作兼作一点家务。眼下，抗战已到了最困难时期，同昆明大多数教授一样，沈从文一家陷入严重的生活困顿之中，以至常常无钱回家。每到这时，他便先去开明书店借一块大洋做路费，然后坐火车到呈贡，雇一匹老马，走十里路程，回转乡下家中。

　　此时，沈从文正骑在马上，晃晃悠悠穿越那个必经的宽约七里的大田坪。

　　沿路一条引水渠道，长年鲜活流水中，无数小虫小鱼，正临流追逐，各尽生命之理；渠道临流处，簇簇野生慈姑，开着的小小白花有如水仙，黄蕊白瓣，成串从中心挺起，勃然有生气；路旁则蓟科野草丛里，翠蓝色小花清雅脱俗，不远处的蚕豆、小麦田里，到处点缀着浅紫色的樱草，花朵细碎而妩媚。不时有羽毛黑白分明的成对鹡鸰，见人来时始惊飞起；浸水田里，常常立着两三只白鹭鸶，清癯而寂寞，似乎有所等待，有所寻觅，……沿路不时有驮面粉和烧酒的小马驰过，赶马人在后面远远地吆喝着“让马！”行人必照规矩下到田塍让路；忽然有两匹马从沈从文身后超出，随即又慢了下来。马上两个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谈笑。前面一个突然回头，将一个湿淋淋梨核向同伴抛去；同伴笑着一闪，那梨核不偏不斜打在沈从文身上。见沈从文吃了一惊，两个女学生却嘻嘻哈哈放马向前跑去了。

　　这点小小的人事景象，似乎反倒增加了野外的宁静。沈从文再次获得了与自然对面时的单独。

　　然而，沈从文的心里却不平静。

　　长住乡下，在与社会场面、家中亲友隔绝的状态下，已经过了五个年头。一家人在极其简朴生活中，送走连续而来的每一个日子。但仍从各种来信中，看到了当前社会的一个断面，明白这个民族在痛苦中如何接受时代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严酷实验。来信中提到的，有初入社会年轻人与现实生活对面时所感到的灰心失望，有中年人在诚实工作中接受一份寂寞报酬所感到的郁郁不平，也有战争带来的亲友死亡的消息。26岁的小表弟黄育照，一个通信连连长，在同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属抢渡，在华容陈亡；为写文章讨经验，随部队转战各地六年的表弟聂清，也在洞底湖边牺牲了……既然是战争，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万千年轻人，谁不对国家前途或个人事业，有种光明的希望和美丽的梦？

　　可是在接受份定上，希望和梦总不可能不在同样情形中破灭。或死于敌人无情炮火，或死于国家组织上的脆弱，合二而一，同样完事。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的不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历史担负那么一个沉重的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糊涂而悲惨。^①

　　眼下，在这大后方，物价在飞涨。本地小学教员正照米价算工薪，一个大学校长的收入在四千法币左右，大学教授的收入在三千法币上盘旋，竟不如一个堂信或理发师，一个优秀的图书馆员的薪给不及“资源委员会”的门房。一切近于玩戏法，恰如要一条蛇从一根绳子上爬过，成天为吃饭发愁！为应付生存，闻一多靠出售图章、李晨岚靠卖画、董作宾靠卖字来贴补家用，自己手边还有一批他们托付的图章、字画，正急需代为寻找主顾！……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也极窘迫。住处在离滇池五里远近的一个小小村落里，房屋简陋，用作厨房的一间，斜梁接榫处已经开裂，却无钱修理，每逢大雨倾盆时，雨水照例从裂缝处向屋内灌注，即使半夜，也得从床上爬起来，动用盆、桶各种家什，与张兆和轮流接、倒，稍一疏忽，厨房即成一汪水池。

　　不漏雨的两间，因檐口浅，门前水沟常溢水为患，室内常湿漉漉的。最严重的是七八月雨季，每夜都可听见村中远近土墙闷钝的倾圮声。一家人听着这声音传来的方向和次数，坐待天明。因为这种坍塌在自己身边也随时可能发生。家里早已用不起保姆，一切家中大小杂务，都得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自己20年前老本行；张兆和则负责烧饭洗衣、照看孩子，同时还要去中学教英语；挑水捡树叶，则全家出动，九岁的龙朱，六岁的虎雏，一律参加。吃饭时，粗的细的，干的湿的，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包谷红薯作主粮也是常事。数量不够时，先尽两个孩子吃饱，大人半饥半饱了事。

　　尽管日子过得极为狼狈，全家人精神却极好。“这是战争！”一个朴素而简单的信念支撑全家人渡过眼前的困难……

　　想起几年来挂在自己和家人口头上的这句老话，马上的沈从文有了一种从容和镇定。他深明大义，国家在艰难中，前方在流血，流血的并不少自己的亲友，个人生活艰难是预料中事。可是，一想到昆明城里，国民党治下的种种人事，沈从文的心里又不免痛苦起来。

　　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吏仗势枉法，颟顸贪得；文化检查机关压制民主、控制舆论，一个月来，自己的文章就有三次遭到扣压，这些自不必去想它，虽令人气愤却不奇怪。可怕的是一座小小山城，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影响到多数人的做人兴趣。一种可怕的庸俗实际主义，仿佛一场无形的瘟疫，在社会各组织各阶层中蔓延流行。每天能看到的，除了报纸上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似乎就只有“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员直接为法币而奔忙，自不足奇；最可悲的现象，是大学里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特别多。这些人学经济，习会计，目的只在毕业后能进银行做事。一些社会研究所的专家，学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只要有亲戚、朋友、同乡牵线，机会一来，就纷纷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当办事员。许多优秀脑子，都给有形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和弹性，以及对“生命”较高的认识。

　　“我的法币下落了！”

　　“我的汽油上涨了！”

　　“我的事业这一年发了50万财！”

　　“我从公家赚了8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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