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寂寞之路(3)

寂寞之路(3)

　　1940—1942年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派别，即由陈诠、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他们先于1940年在昆明、上海编辑出版《战国策》杂志，1941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并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以“‘大政治’为‘力母题’”的理论主张。他们以“历史形态学”为根据，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是“争于力”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而与“超人哲学”对立的“民治主义”，“就是提高群众的力量，压迫天才领导的行为”。^①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的“三道母题”：“恐怖”——“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狂欢”——“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力创造”，它“生于恐怖”，“也必归于恐怖去”；“虔恪”——对自我外“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的存在，即“绝对之体”的发现，从而导致的“在神圣绝对体面前严肃屏屏崇拜。”^①“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的“统一论”的时候，其理论主张自觉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在1941年至1942年间达到高潮，其发端却起于1940年。

　　1940年5月，陈诠在《战国策》第4期上，发表了《论英雄崇拜》一文。文章援引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哲学”为自己的英雄观张本，认为欧战中英法的败北，是由于欧洲英美的民主传统，而德国的取胜，则是信仰英雄崇拜的结果。中国自“五四”以来，却效法英美传统，提倡民治主义，以至个性主义抬头，使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因此，中国要抗战救国，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主要条件便是“英雄崇拜”，否则，是决没有侥幸的。

　　陈诠的文章一发表，沈从文立即就写了《读英雄崇拜》，对陈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沈从文从“英雄”的实际含义，即“真的领袖”的分析入手，指出所谓领袖人物，并非由于“头脑万能”，不过是“有权居势”，居“提纲挈领的地位”。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崇拜，反倒靠各方面的热忱合作。陈诠的“英雄”观出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这种英雄，“配上拿破仑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可惜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说“神之再造”还有必要，也绝不是那种超人英雄，而是对群众中“思想观念手足劳动有特殊成就的人，赋予了一种由尊敬而产生的神性”。文章以国际国内著名领袖人物罗斯福、斯大林、孙中山的思想行为为例，阐述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

　　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①

　　文章还指出了陈诠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曲解，明显地带着“清末民初遗老口吻”。“五四”以来国家的种种流弊的产生，决非提倡民主和科学之过，恰恰在于“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救治之道，不在“英雄崇拜”，而在“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

　　《读英雄崇拜》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他的反英雄崇拜，提倡民治主义，将领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的观点，是他一贯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政治民主的思想结晶。

　　可是，由于沈从文与陈诠、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彼此又是熟人，在《战国策》杂志创办之际，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便有人散布沈从文也是“战国策派”的谣言，沈从文自己也收到过询问这事的来信。1943年，他在《给一个军人》的回信中，这样回答说：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诠先生的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诠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的技法，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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