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昆明冬景(2)

昆明冬景(2)

　　无论走到何处，所遇面孔无论生熟，几乎都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谈话里交织着得意与失望，忧心与亢奋，痛苦与欢乐。人类的全部基本情绪只在“法币”的得失上涨落。

　　这种只注重目前一己得失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障蔽了人们的眼睛，忘却了一个中国人身当民族存亡关头做人的责任。

　　我们眼光注意到“出路”、“赚钱”以外，若还能估量到在滇越铁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域成性阴谋狡诈的木屐儿，圆睁两只鼠眼，安排种种巧计阴谋，在武力与武器无作用的地点，预备把劣货倾销到昆明来，且把推销劣货的责任，委派给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时，就知道学习注意远处，实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①更有甚者，一些人追逐金钱的结果，做人的良心标尺，已被压扁扭曲，失去了应有的完整。

　　沈从文的眼前浮现出不久前，张兆和一位堂姐来乡下看他们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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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呀，三妹，你怎么穷到这样子？还教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跟我出去做生意，包你们发财！”

　　这位堂姐一进门，一面用眼睛四处打量，一面直嚷。

　　望着这位堂姐身上入时的衣饰和保养得极好的又白又胖的圆脸，沈从文只觉得眼前的来客气概异常大，灵魂却异常小，他无言以对，心里却起了一丝怜悯。

　　这位堂姐嫁了一位铁路上的工程师，在这国家困难的年头，却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大做投机生意，一时发了大财。这位太太每天要烫两次头，家里小孩一天看三场电影……生活虽过得有滋有味，生命却无热无光，金钱扭曲了人性，已失去做人的起码良心。家里有一位因战乱逃亡来投靠的寡嫂，却被视异路人。那位已经死去的堂兄叫张鼎和，后改名张璋，共产党员，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革命者。1927年大革命时，在广州被国民党逮捕，关在戏楼上，半夜从监狱屋顶上越狱逃走。30年代初，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地下活动，为筹建北平“左联”而奔走，并被当选为北平“左联”的执委。后离开北平返老家合肥乡下从事革命活动，曾夺取枪枝武装农民，与一位地主绅士的叔叔在一栋房子里隔墙互作武装戒备，以至被“张家老围”视作洪水猛兽。后遭国民党军警追捕，逃亡到了日本，又被引渡回来，关押在合肥监狱里，终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1935年4月，沈从文创作的小说《大小阮》中的小阮，就是以张璋的事迹作为原型的。

　　张璋牺牲后，留下一个寡妻和三个儿女。堂嫂是童养媳出身，婚前虽曾随大姑二姑同去张兆和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读书，不到一年就被家里叫回合肥。抗战爆发后，一个女儿被迫送给了别人。之后，独自带了三个孩子流落到湘西所里（今吉首），靠卖花生、瓜子一类小东西度日糊口，后来又转辗逃难到昆明，寄居在大姑——那位堂姐家里，实际上被当作佣人老妈子使唤。而一切用于嫂子身上的开销，全由公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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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种的黑暗腐败情形，使得许多读书人精神萎靡不振。

　　有些教授之流，终日在牌桌上度过。生命俨然无别的用处，只能用花骨头与花叶子去耗费，在牌桌上争胜负，一时输了，脸上下不来，还要自我解嘲似的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

　　想起自己有时也曾劝过一些熟人，不要成天泡在牌桌上，应从大处远处着眼，却常常话不接头，似乎自己反无是处，沈从文不觉皱了皱眉头。

　　“国家到这样子，全是过去政治不良，不关我的事！我难受，我能干什么！我不玩牌更难受！”——有的照例装洒脱，带着一副聪明又痛苦不过的神情。

　　“你以为你一个人对国家特别热忱？你去‘爱国家’，好！我玩牌不犯法，比贪官污吏好得多！”——又有人恼羞成怒，反唇相讥。

　　十年前，沈从文在船上遇到一个大学生，谈到个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对人类未来应有的理想时，那位大学生说：“这世上一切都是假的，相信不得，尤其是关于人类向上的书呆子的理想。我只见到这种理想和那份理想冲突时的纠纷混乱！我在大学读过四年书，所得的结论，就是绝对不做书呆子！”

　　望着眼前的虚空，沈从文从这十年前后的联结里，看到了民族中因循堕落的因子，及其传染浸润的连环。将眼前河山的丰腴与美好，与人事上无章次两相对照，从这个无剪裁的人生中，他似乎触到了“堕落”二字的真正意义。

　　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前方战事虽屡屡失利，整个民族却不气馁。虽然已有万千人民死亡，无数财富被毁，仍然坚持抗战，就因为这背后还有一个庄严伟大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忍受。可是，如果一部分读书人所梦想，所希望的，只是餬口混日子，缺少追求一个伟大道德原则的勇气，并相互浸润传染，战场上尚未完全败北，精神即见出败北趋势，我们这个民族明天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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