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京、沪之争(2)

京、沪之争(2)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

　　*

　　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

　　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事与愿违。2月17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

　　其时，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149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2月28日，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①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的行为提出批评。针对国民党当局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为“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着想的种种借口，文章表示“难于索解”，要求当局作出“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否则，难免使人将这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因为这些作品被禁的作家“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们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为民族“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指斥时弊，提出民族复兴的意见，“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而政府当局却“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

　　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它毫无所得。如目前这个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在是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6卷第27、28期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显然，《社会新闻》对沈从文作出了站在共产党立场、提倡普罗文学主张的裁决。在当时，这是一款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状”。针对《社会新闻》的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沈从文辩护。

　　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

　　施蛰存的辩词又引发了鲁迅的批评。7月5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了鲁迅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实，说明历代统治者是不准人“越俎代谋”的。而进言者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隔膜”。最后，鲁迅画龙点睛式地点明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①这“忠而获咎”者自然是指沈从文，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在《禁书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将国民党与政府加以区分，表示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不想说什么话”，只希望将被禁书籍提交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虽然也不免带几份天真，“忠”则未必，“帮闲”之讥实属太过。施蛰存从朋友安危出发作出的辩护，在当时环境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忠而获咎”角度辩护，也难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之嫌。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