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京、沪之争

京、沪之争(1)

　　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将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与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①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是沈从文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②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③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真切感受为前提。为此，作家必须“贴近血肉人生”，^④从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⑤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③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30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到1933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①，为“海派”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1934年1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2月3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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