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京、沪之争(3)

京、沪之争(3)

　　一年后，即1935年8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出版的各种刊物进行了综合评述，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间世》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从文问道：“20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其次，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的现象。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想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相互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①

　　这篇文章贯串了沈从文两个一贯的主张：其一，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游戏”，与时代要求不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现象而发的；其二，作家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讽与“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习气，而且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实际成绩。沈从文的批评对象包括了左翼文学刊物，由于未点明具体所指——这“争斗”是为着何事，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便难免过于模糊，模糊则易引起误解；或者其实也不会误解，因为对文坛上的论争，沈从文从来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作家能将精力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为此，沈从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注意。9月12日，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的文章提出批评：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慢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①

　　上述三次涉及沈从文和鲁迅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都不在沈从文批评的对象本身该不该批评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学以“登龙”，陷友人以邀功，造谣言以攻讦的恶行；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文坛论争中往往出现的意气用事、相互间的辱骂与恐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鲁迅同样提出过激烈批评。他的《登龙术拾遗》、《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著名杂文就是明证。鲁迅和沈从文之间的分歧，显明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这种分歧与他们同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30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局面。随后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更为典型的事件。1936年10月，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①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1937年初，《书人月刊》、《月报》转载了沈从文的文章，《大公报·文艺》也于2月21日组织“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①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