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68)

六八

　　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会议或出公差，每次到了北京，别人可以不见，但溥仪总是要见上一面。有几次因时间仓促，未来得及通知溥仪。可溥仪不知从何得到我到京的消息，他每次都到宾馆来看我。他考虑我白天工作忙，故每次都是晚间来。我们只要一见面，总免不了长谈，有时是通宵达旦。

　　1962年秋。溥仪搬进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附近的新居。我出差到北京为他的乔迁登门拜访。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听了敲门声，溥仪夫妇一起出来开门，他俩都卷着袖子，看得出正在干活。他们的新居是典型的四合院。进屋后发现，厨房炉子上正烧着午饭，里屋一角堆了脸盆和脏衣服。

　　我问：“正在洗衣服吧？”

　　“我们家有分工，按规定今天他洗衣服，我烧饭。”溥仪的夫人回答。她的性格爽快。她接着说，上周日溥仪做皈，她洗衣服。溥仪把米下锅后，出来帮着夫人打下手，结果忘记看火，一锅饭全给烧糊了。说完，她捂着嘴笑。

　　吃午饭时，李淑贤显得很主动，她讲了许多家庭趣闻。

　　她说，一天，溥仪找不到自己心爱的怀表，为此，他失眠了。这块怀表是他当伪满洲国皇帝时，某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他被关押期间，这块怀表一直由管理所保管。出狱时，管理所金所长将怀表退还给溥仪。可溥仪说：“这样贵重品应该送给博物馆。”

　　“不，必须收下，这是政策问题。”

　　在我说服下，溥仪收下了怀表。他把这块表当作管理所的纪念品，非常珍惜。他丢了这么有价值的表，不能不着急上火。第二天起床时，怀表从村裤腿中掉出来了。原来，他把怀表放在西服马甲兜里时由于有个洞，表掉进了村裤里。李淑贤说了事情经过后，又朗朗地开怀大笑。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他们把知名人士视为“反动”分子，拉到大街上游行。这次来京找公安部有关部门办事，了解到溥仪病重住进协和医院，便去看他。

　　“金先生……”溥仪看到我进入病房，高兴得欲起身，但他实在不能起来了，他向我招手。

　　“金先生，我在这么好的医院接受治疗，死也瞑目……”说完，他哭了。

　　“怎么这样说呢，现在的药很好，一定会痊愈的。”我安慰他。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说完，他疼痛的皱眉头。

　　医生示意让我结束探望。我从病房走出后，与正在护理他的妻子李淑贤谈溥仪的病情。

　　她说：“我家先生明知自己得了绝症，可他情绪很好，他怀着对中央领导人的感激之情。”

　　说着说着，她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当时，在莫斯科发生了殴打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几天前，被打伤的大使馆官员回国治疗，住进了溥仪隔壁病房。全国各家报刊大力宣传了他们，称赞他们是反修正主义的英雄。李淑贤说，溥仪认为，他能够在反修英雄住院的医院治疗，是莫大的光荣，并以此为动力与病魔斗争。

　　在这之前几日，溥仪遇到了感动的事情。打针时间到了，主治医生在10余名红卫兵的前后挟持下进了溥仪的病房。其中一个头头抓住主治医生的衣领说，像溥仪这样的反动分子也弄到这么好的医院治疗，你们是什么立场！他还让医院立即把溥仪赶出病房。不知谁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来电话直接命令红卫兵头头“立即撤离医院”。红卫兵这才灰溜溜地离去。

　　“我和我家先生，永生不会忘记周总理。”李淑贤感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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