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67)

六七

　　§23.溥仪出狱

　　溥仪被特赦后很高兴，但新的苦恼又萦绕在心：一个罪人走上社会，被人们鄙弃生活着，那还不如就在狱中了却一生呢？

　　为了解除溥仪的心中苦闷，我给他讲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新社会人品。那时中国确实是太平盛世，夜晚不锁门也可以安心地入眠。人们走在大街上拾到钱包，谁也不占为己有，总是主动上交公安部门处理。把这个时期，中国称为“雷锋时代”。雷锋是年仅20岁的解放军汽车驾驶员，他在路上见到病人就护送到医院治疗；发现老人背包沉重，他就回过头来帮助；哪儿有灾苦，就将不多的津贴寄给遭灾的地方。他不知干了多少这样的好事。针对雷锋式的人物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我向溥仪讲了像雷锋那样来生活，并安慰他不必担心人们对你的不信任。但是，溥仪仍然半信半疑。

　　出狱后，溥仪前往北京。为了消除他的苦恼，组织决定我与负责溥仪的管教人员一同专程护送他。从抚顺去北京，要在沈阳换车。途中的第一站开车后，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背着10多岁的孩子上车了。坐在门口的我和管教人员站起来让她们坐下。

　　管教人员问她：“儿子吧？得了什么病？”

　　“不是儿子，是我教的学生。上课时，他突然说肚子痛，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父母，这是上沈阳看病。”她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边回答。

　　“很单薄的人背了那么大的学生上了车。”溥仪边看她边说。

　　“你看，新社会人与人之间宛如一家人。”

　　溥仪微笑着点头。看到他的表情，我有些放心了。

　　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在沈阳站下车了。负责溥仪的管教人员一直陪同溥仪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因住处还未定下来，溥仪暂时住进他的七叔家。

　　溥仪决心学习新社会新人的优良品质，做一名好公民，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倒垃圾，扫街道。有一次，他扫街道很长一段距离，等他回过头返回家时，竟然迷了路。

　　一天，溥仪的妹妹领着溥仪逛大街。这天恰逢周日，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公共汽车站人较多，上车很拥挤。溥仪觉得自己是犯过罪的人，绝不能抢先上车，所以一让再让。

　　一些亲朋好友为庆贺他释放归来，多次上饭店赴宴。宴席中，他怕服务员小姐太累，总是站起来接菜盘子。

　　两个月过后，民政部安排溥仪到北京市植物园工作，并赋予了他公民的权力，不久又确定为国家公职，使溥仪兴高采烈。他虽然登过3次基，成了中国皇帝登基之最，但从未像这天如此这般兴奋。他为了成为一名好公民、好公职人员，积极主动地工作，他恨不得一天干10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一天，植物园的民兵们在院里进行军事训练。溥仪找领导要参加军训。民兵是35岁以下青年方可参加，领导向溥仪解释了这一情况。溥仪根本不听解释。他说：“过去我出卖国家，犯了大罪。现在虽然晚了，可我想干保卫国家的事情，请你给予关照了。”

　　“哎，你这个人真不好说服，我也因超龄不能参加民兵组织。”领导再一次解释道。

　　溥仪仍然争论：“保卫国家的事，与人的年龄有何关系，请照顾照顾。”

　　在溥仪的坚持下，年过50岁的他被批准当民兵，成为一名“超龄老民兵”。

　　溥仪出狱后就是这样向新社会优秀公民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两年后，溥仪被任命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期间，他在许多同事和朋友们的关心下，结识了后来成为其贤妻的李淑贤女士。

　　李淑贤是北京市东城区医院门诊部护士，年龄40多岁，但未婚。国民党时期，她就是医院护士。她在舞厅认识了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剿共总指挥部副司令，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他也是建国10周年时被特赦释放的，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听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关心溥仪婚事之后，便开始为他物色对象，最终得知李淑贤还未出嫁的消息，首先把她介绍给溥仪。

　　溥仪步入老年方组成真正的家庭，所以他很珍惜这迟来的爱，周围的人都称他是“模范丈夫”。

　　在长达9年的管理所生活中，溥仪与我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因此，溥仪出狱后，我俩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溥仪经常给我写信，信中谈及国事、家事，还谈学习和思想改造情况。甚至家庭里一些事不好处理时，他也写信听取我的意见。到了年末，他来信贺新年的同时，把一年来情况会详细地告知我。书信往来中，我总是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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