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69)

六九

　　从北京返回抚顺后，我受“特务”嫌疑开始被批斗。造反派说，那么关心战犯怎么不是特务呢？我做什么解释和辩解都无济于事。10年文革动乱后，我听李淑贤说，溥仪因我也受了不少苦。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调查我的所谓罪行，多次找躺在病床的溥仪审问。

　　“老实交代金源的罪行，不然没有好下场。”造反派把笔和纸递给溥仪。

　　“金源所长是我的恩师，是全国有名的模范干部。他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以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身份和金源先生的学生身份担保。”

　　溥仪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每次都重复上述的说法，为我辩护。因而，他受到更大的痛苦。我听了李淑贤的话厅，心里很难受，眼里流着泪水。

　　1967年12月，溥仪因患肾癌，朝夕难保。一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不再呻吟，睁开眼，微笑着，抚摸着夫人的手。

　　他深情地说：“淑贤，我的一生做过皇帝，也做过普通百姓。我觉得，自己生命的结局是好的。改造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容易的，任何国家也不会有的。”

　　这句话就是溥仪对夫人说的临终遗言。他出狱8年后去世，享年61岁。他去世时，我因被游街挨斗，对他的去世噩耗一无所知。1979年，溥仪去世12年后，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弟弟溥杰和杜聿明等老人。12年了，他们已哭干了对故人悼念的泪水。这天的话题主要是讲文比大革命的动乱。他们说了许多在周总理保护下，躲过动乱灾难的事情。

　　改革开放开始后，我参加了反映溥仪一生的电影拍摄，是影片中唯一真实的人表演自己。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战犯》一片时，我担任顾问；中意合拍《末代皇帝》一片时，我参加了宣布特赦令的拍摄。

　　《末代皇帝》是1984年筹拍的。意大利导演在写剧本时，频繁找我谈剧本。剧本是改编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但这本回忆录描写管理所生活很少，我补充了许多部分。我与意大利导演经常见面。每次见面，总是从早谈到天黑。他提问不同时期的歌曲、大街上的标语、流行的服饰。我为了真实地再现溥仪的生平尽最大努力帮助剧组。

　　剧本撰写完后开始拍片时，意大利导演还不时地找我谈片，听取我的意见。一天，导演请我出演影片的一场戏。我回答他，我连活报剧也没有演过，电影就更不能拍了。但他说，戏不长，为了保证电影的真实性，辛苦一次吧。不好再谢绝了。我按照他的要求，翻出原来在管理所穿过的旧服装，去了拍摄现场。戏不过1分钟。因演技问题，这场戏从一早拍到傍晚。这天我才知道，拍电影如此艰难。

　　电影拍完后，被有关部门审查时，我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审查工作。电影基本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但是，关押期间管教人员谩骂和殴打战犯的场面是完全捏造的。我向两国导演提议修改这一部分。

　　意大利导演要求给予谅解。

　　他说：“这部影片将在世界各国放映。战犯管理所与外国的监狱一样。看守和犯人亲如一家人，那别的国家人们不会相信，进而对这部影片的真实性也会产生怀疑。那么，花费巨资拍摄的影片就卖不出去了。请予谅解。”

　　他再三这样请求，但我始终坚持不能歪曲历史。

　　这部片子在世界许多国家上映，并获得了奥斯卡奖，特别是在日本反应较大。日本战犯们说，影片中将出现金所长，所以举家带口去影院观看。之后，我每次访日时，总是受到日本战犯们的质问。他们对影片中描写看守打骂战犯歪曲历史的场面很不满。我借该书向读者澄清电影中歪曲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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