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28)

二八

　　§10.暖流

　　教育改造战犯是一项难度很大政策性很强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它比与持枪的敌人面对面进行斗争更具复杂性。我们管理所的同志对这项工作谁都没有经验，大部分人难以适应，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都有一本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血泪史，甚至有的人全家被日军杀害，他们心中充满着复仇的火焰。他们对上级不允许谩骂战犯很不理解。

　　詹华忠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他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不平，他找管理所长说：“那些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不仅不低头认罪，还进行反抗，为什么让他们活得自在，还让他们吃得好？我真不理解！”

　　说完，詹华忠把腰间的手枪拿出来放在所长桌子上准备辞职。之后，有许多看守人员也纷纷要求辞职，返回部队工作。实际上管理所的领导中也有不安心这份工作的。

　　人们思想情绪已波及到对战犯的改造，个别看守违反管理所的有关规定，谩骂战犯，食堂工作人员有时不洗净米菜就下锅，理发师故意剪坏战犯头发，有些医生声称不能当“东郭先生”，拒绝给日本战犯看病。

　　我是从一开始就不情愿到战犯管理所任职的。每当想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我们一家人背井离乡，哥哥和妹妹都死于非命，我在念中学时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等等苦难的往事，不由得对这些日本战犯非常憎恨，我觉得整天和他们打交道尤如过监禁生活般难耐。国内解放战争结束后，我原来打算脱下军装去朝鲜族较多的延边当一名教员或进机关工作，并好好孝敬年迈的父母。为此，我在前往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前，已将在嫩江省财政厅当会计的妻子调到延边和龙县税务局工作，结果事与愿违，整天和囚犯在一起，思想不通了许多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管理所领导在压制战犯们的反抗改造的同时，又为稳定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以孙明斋所长为首的领导逐个找工作人员谈心，进行思想教育，组织学习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孙所长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用这些政策说服大家。

　　战争犯罪是历史的社会现象，具体来讲战争犯罪原因不是某个个人的原因，而是具有历史的社会原因。因此，不能把成千上万参与战争犯罪的人全部处以死刑。只有把他们改造成热爱和平的人，把破坏性的因素转变为进步性的因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因而，中国没有处死一个日本战犯，制定了教育改造他们的方针。关于改造战犯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放下武器投降的绝大部分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但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才行。不能强迫压制，而是让他们自觉进行改造。”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具有博大精深的哲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通过学习政策，转变了思想，树立了改造战犯的自信心。

　　思想情绪稳定后，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用批判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和实施人道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改造战犯工作中找到了突破口。

　　战犯的军国主义思想与其他一切反动观念一样，不进行批判是不可能自行灭亡的。我们没有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战犯个人，而是批判社会制度。开展批判的形式是讨论或自由交流思想。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多少灾难？

　　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的根源在哪里？

　　战争使你们得到了什么？

　　战犯虽然参与了多年的战争，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上述问题。他们通过批判和讨论渐渐地认识到过去的盲目性和战争的反动性。

　　把杀人当做职业的战犯的心里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有喜怒哀乐的人类属性，这一点就是能够改造他们的基础。我们认识到，对战犯的罪行必须坚决批判；但对战犯个人要给予人道关怀，了解他们的苦衷。有了这种认识，管理所的全体人员自觉地投入到教育改造战犯的行列中。

　　一天，一名战犯玩球时不慎将玻璃打碎。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后，看守人员急速赶过来了，战犯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想至少会被训斥一顿。但出乎意外，看守没有训斥，反而安慰他。

　　看守人员问“手没有伤着吧？”

　　战犯回答：“手是没有伤着，但玻璃碎了。”

　　看守说：“玻璃碎已经不能复原，只要手没有伤着就好了。”

　　是很简单的对话。但谈话的一瞬间，战犯冰冷的心里有一股暖流在通过。战犯为打碎玻璃而提心吊胆，而看守怕手伤了赶来安慰，没有指责，态度温和并给予安慰，这对几年的狱中生活的犯人来说，是首次得到公正的待遇。这名战犯在几年后被释放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个阴谋。但是，随着岁月的检验，我们从管理人员的言行中真正体会到了真挚的人间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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