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29)

二九

　　战犯们骚乱时，食堂的炊事员把饭盆放到监舍门口后用脚踢出声，以示开饭。也就是说不愿与战犯们搭话。可是，思想情绪转变后，他们的态度全变了。他们主动询问犯人，饭菜可口吗？饭量够不够？日本人喜食何种饭菜？并根据征求的意见不断改善伙食。

　　管理所规定，战犯平时不用的个人物品统一由管理所保管。战犯们的个人物品相当多，校官以上的个人物品一般都能装满五六个箱子。管理所把这么多东西一个不漏地登记在册，经常查看，以防损坏，布一类东西还经常晾晒，手表还保养上油去污。

　　曾任铁警军少将旅团长的佐古龙信有25米呢子，他认为这些呢子早就要烂了。后来，他家属来探监时，管理所将完好的25米呢子交给他的家属。佐古龙情把25米呢子打开看后，发现没有一点霉烂。

　　“保管员先生，太谢谢您了。我以为这些呢子全部会烂掉的，没想到还这么好。”佐古龙佑夫妇一再表示谢意。

　　一天，管理所的温久达医生领着一名战犯去抚顺矿物局医院诊病。车到医院门口时，战犯晕倒了，温医生毫不犹豫地把他背到三楼诊室。当时正是夏季，温医生全身被汗水湿透。战犯看到这一情景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我这样的人能得到治疗就已经是过分的事情，而医生先生还背着我上楼就诊，我不知怎样感谢才好。我也是有良心的人，我不会忘记中国政府的恩情。”

　　曾任过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因患脑出血半瘫了。他在任总务长官的5年期间颁布了许多法令，血腥镇压了东北4000万同胞。仅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的人就高达17.7万人。对这样的战犯，中国政府也实行教育改造。担任看护武部六藏的护士焦桂珍，每天都要给瘫痪的武部六藏洗脸、喂饭，还给他洗澡。武部六藏被假释回国时，焦桂珍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港。在告别时，武部六藏泪流满面，他说：“我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谢谢焦护士。”

　　由于全所人员增强了改造战犯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类感人的事情与日俱增。

　　1951年3月，战犯中流行一种怪病，开始有几名战犯突然视力减退，几天后脚趾渐渐麻痹，走路时鞋脱落了也没有知觉。而重病号下半身全都麻痹。

　　管理所发现此情后，急速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中央立即用飞机派来了专家和药品。诊断的结果是，多发性神经末梢炎。专家和医生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治疗，防止病毒蔓延。

　　据文献记载，世界上日本人是患多发性神经末梢炎症最多的民族。后来调查结果表明，伪满洲国战犯患这种病的人只占1％，而日本战犯却高达35.9％。管理所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一样的，但发病率竟如此悬殊。发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和运动量不够。日本战犯在西伯利亚被监禁的5年期间，吃得极差，且干重体力活，身体相当虚弱。到了中国后，他们不活动，成天顾虑重重。特别是发生骚乱的那些天，许多日本战犯彻夜难眠，因而他们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周恩来总理了解这一情况，立即指示管理所要绝对保证战犯们的健康。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多种措施，首先注重预防，定期进行体检，加强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严格执行更衣、洗衣、洗澡、理发、休息、活动等规定，进一步改善伙食的营养搭配。

　　对战犯治疗时不惜用贵重药品，一些珍贵药品连中国老百姓都享用不上，却由中央卫生部特别供应。从此，战犯之中再也没有发生传染病。有不少日本战犯根治了诸如梅毒等原有的疾病，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治病过程中，战犯与医生之间逐渐有了共同语言和人之常情。那些病愈回到监舍的日本战犯，向其他战犯赞扬了中国医生们的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叹服真挚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这些事情中，有不少日本战犯受到感化，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196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忘记的一年，这一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赫鲁晓夫要求中方偿还债务，就连抗美援朝期间无偿提供的武器也纳入债务要求归还。因此，国家财政极度恶化。而在这一年中国又遇大灾，食品相当缺乏，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人们不得不扒树皮充饥。我们管理所的职员也受到饥饿的煎熬，有些人由于营养不良，甚至出现浮肿。我们为了解决眼前困难，到郊外开荒种地。我们每天连玉米面饼都吃不饱，但战犯们按规定吃大米饭和肉菜却一顿不少。战犯们感动地说：“管理所干部吃粗饭瓜菜代，而我们犯人吃精米白饭，这种监狱古今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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